被外媒视为“北京智囊”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日前在广东表示，雇员制是将来公务员改革的趋势。将来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将沿用现行公务员制度，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将越来越多采用雇员制，政府雇员可以高工资、高待遇，但不是终身制。（见6月20日《广州日报》）

    鉴于长期以来公务员都属于“铁饭碗”甚至“金饭碗”，除非犯了法，要不然基本是“旱涝保收” （甚至乎官员被判刑之后仍然在职的新闻层出不穷），派生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行政开支逐年上涨等等一系列的积弊，政府雇员制无疑是应对之策。它的灵活、高效和可控被寄以厚望，破除终身制的僵化、低效与失控。有乐观人士甚至还把政府雇员制形容为“鲶鱼效应”。

    从2002等地纷纷开始尝试“政府雇员制”。令人失望的是，各地的雇员制并未成为一条条“鲶鱼”，政府用人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即使是被国家人事部当作此项制度改革首批试点的深圳，仍然是暮气沉沉、乏善可陈，贪污腐化、人浮于事、推诿拖拉等官场上所有的毛病，“一个也不能少”。

    现实往往比理论更残酷。被国外许多政府普遍采用并证明行之有效的雇员制度为什么难以在我们的土壤开花结果？除了制度成熟需要时间之外，更关键的在于缺乏制度配套，导致单兵突进式改革漏洞百出，困难重重。困境之一，现行的政府雇员制多半属于“增量改革”——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不变，对新增加的部分实施改革，即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浅尝辄止式改革难以触及制度之根本，也使到政府雇员制的理论意义大打折扣。

    退一步分析，即使政府雇员制实行急进式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辅开，能否达成改革初衷，一扫公务员制度之积尘呢？不容乐观。时下我国公务员终身制之所以弊端丛生，一部分是制度附着物，如终身制带来的守旧与惰性，更多祸端因权力失控而起。本质属于公众赋予公务员的权力，最终被私有化、关系化、世袭化、神秘化，公众失去监督权、话语权和支配权。不受监督与管制，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权力，就好像与地面控制失去联系的飞机，放在谁的手上行使，都会出问题，除了上帝。这种状况不变，政府雇员与终身制公务员有什么本质区别？

    形式永远是第二位的，如果能够打破权力的封闭体系，用各种制衡力量规范权力运作，保障公众对公权的有效监控，对公务员的有力监管，譬如说用选票、法律决定他们的去留，哪怕公务员终身制又何妨？事实上，为了系统的稳定，有许多国家的中下层公务员仍然采用终身制。

    只吃“止痛片”、“消炎针”，不敢触及“病灶”，更缺乏刮骨疗毒的勇气，是时下许多改革的通病，瞎折腾不仅错失改革良机，也把矛盾进一步深埋，而招致风险聚积。（广州 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