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发出《关于切实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后两年，公办学校、中职和高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学期收费水平。（《新京报》6月10日）

    这一被解读为“不得上涨”的新闻，老实说，留给笔者的印象，同时也像是一个“可能涨价”的提前预告或者“打招呼”——潜台词似乎是：“两年到期之后，高校学费将很可能再次涨价”。

    所以有此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的“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学期收费水平”，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政策，而是三年前既有政策的重复——2007年，教育部就曾明文：“今后五年，各级各类学校收费标准，一律稳定在2006年秋季水平。五年内高等学校的学费、住宿费都不能调整”。现在三年过去了，期限还剩两年，有关部门再此专门强调“两年不得上涨”，个中“将要涨价”的预警意味无疑相当明显，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五年期限快要到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此前的五年还是现在的两年“不得涨价”，我们都并没有确切明白地搞清楚这样一个关键问题——高校学费“涨”或者“不涨”的定价依据、计算标准，究竟是什么？

    就高校而言，这一“没搞清楚”表现在：其一，高校的运行、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具体成本究竟是多少，进而哪些成本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一直都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其二，作为一种公益性支出的高校教育成本尤其是公立大学的教育成本，究竟应该怎样分摊——国家财政承担多少、大学生个人承担多少，各自应占一个怎样的比例才是公允合理的，同样也是一笔暧昧不清、一直就没有彻底说清楚的糊涂账。（《南方日报》06.1.1）

    而就大学生及其家长而言，这一“没搞清楚”又体现在：大学学费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合理关系，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一个确切权威的答案。据研究，在世界教育发达国家，公立大学的学费一般为人均GDP的10%左右，而目前我国大学学费的这一比值，显然远远超出了这一水平。如目前我国人均GDP大约3000多美元，而“五年内不得涨价”的大学学费每年仍在6000人民币左右，折合近900美元，是人均GDP的近30%。更不用说，人均GDP并不等于人均收入，更不等于普通劳动者收入，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续22年下降”的收入分配大背景下，大学学费相对于居民支付能力的巨大负担，无疑只会更加沉重。全国妇联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成为中国家庭的首要困难，46.6%的人认为“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新华社 5.15）

    所以，高校学费是否几年内“不得涨价”，其实并不重要的，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高校学费的定价依据和标准真正彻底搞清楚，并且是以充分公共化（如民主、公开、透明）的方式搞清楚。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清楚”的基础，那么我想，高校学费无论是否涨价，都不难得到具有公信力的结果，反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么，无论涨跌恐怕都会令人疑虑重重——上涨固然会遭致反对，下降同样也不会被真正领情。（湖北 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