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样本中得到的22万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后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大学生家庭所处的阶层与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就业水平几乎呈正比。无论在哪类高校，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高考录取平均分都是最高的，比同类院校其他家庭毕业生高出15分以上。(6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在很多人看来，高等教育可以改变其后辈的社会地位，改变子女与家庭日后的社会声望和经济收入。早在1927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在《社会流动》一书中就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日常经验和理论视野下，我们该如何审视“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入学和就业机会”呢？
    客观说，“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入学和就业机会”在我国早就有征兆。就现实来说，教育的阶层差距从学前教育开始，经过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逐级传递、不断积累直至就业领域，最后在就业领域发挥了复制社会阶层的作用，在阶层之间筑起高墙，成为阻碍社会良性流动的因素。
    “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样的现象人们并不陌生，只是当其日益普遍化时，社会和公众的忧虑才随之产生乃至蔓延。“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入学和就业机会”背后的公众焦灼情绪，恐怕是有目共睹的吧？美国学者克洛德·泰洛特在《父贵子荣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一书中阐述道：受教育效益与出身地位有密切联系，对与所受教育相联系的后来工资的观察或未来地位判定的结果都表明，它们因出身家庭地位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学校教育是再生产机制的工具，来维持着强势阶层，实现阶层地位的传递，维护着阶层结构的再生产。
    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这清楚表明了就业阶段的阶层差距，也显示了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入学和就业机会”揭示了社会流动的一种潜规则：获得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尤其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人力资本明显贬值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就业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由此，加剧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难度，制造了阶层壁垒———“父贵子荣”。
    笔者认为，家庭背景通过影响子女教育来间接影响子女未来职业的获得以及社会地位的获得，将成为主要的代际不公平的传递手段，这种隐蔽的代际传递的不公平更加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为可怕的是，家庭阶层背景与权力、制度等形成互动，使这种不公平予以固定化和合法化。因此，必须警惕子女对父母社会地位复制和再生产背后的“父贵子荣”现象，绝对不能任其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