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烦。”唐骏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近日被“学历造假门”缠身的困扰。自7月1日“打假专业户”方舟子在微博上质疑唐骏学历造假后，对这位“打工皇帝”的质疑声便排山倒海般涌现。“我已经澄清过了，就不再赘述细节了。我从未说过我是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但我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历证书、博士论文都可以来查。你说我的学校三流，那就三流，我说四流也可以。”唐骏就造假事件正面回应了时代周报记者。（《时代周报》7月8日）

    一个是“打假专业户”，一个是“打工皇帝”，当二者“对打”在一起的时候，舆论的喧嚣可想而知，而当不少网友站在“打假专业户”这一边的时候，留给“打工皇帝”的不仅仅是 “疲惫”和“烦”，更是无尽的讨伐，而留给社会的也并非“烟消云散”，诚如新闻所说：此次的学历造假事件早已单纯地从对个人造假的质疑升级为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也许，唐骏文凭风波背后更大的意义，在于人们到底是重“形式”还是重“实干”的辩证。

    事实上，就笔者的观察，当唐骏抛出“你说我的学校三流，那就三流，我说四流也可以”的话语时，我们似乎看到了不愿意反击或者说怯于反击的姿态，更可以认为，这是在“打假”声势下的一种无奈“失语”：因为再无奈的话语也无法遮掩道理上的“低人一等”，而这种“破管子破摔”的“解脱”，肯定不是公众“围追堵截”所期待的结局，相反，只能把我们引向更深层次的反思和追问。

    当下，教育文凭已经变成了一块敲门砖。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交换的价值，通过它人们可以实现不同资本之间的转换，如工作、金钱、关系网、声望、生活方式、合法性、地位群体的身份等。笔者愿意站在文凭主义的视野下对唐骏“四流大学论”进行理性审视。学者柯林斯就从韦伯主义的角度谈了对文凭社会和文凭主义的认识，接受的教育程度（以学校证书来体现）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可以说，在唐骏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事实中，他却凭借所谓的“文凭”获得了种种资源交换的便利条件，事实上也确实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利益筹码，对此，绝对不是一个“四流大学论”就可以解释的。

    就笔者的看法，在舆论对唐骏质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社会的密码：社会成员对文凭、学历的追逐标准的攀升，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增长赶不上受教育需求的增加，而“洋文凭”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但是，这一文凭只有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具有充足经济资源的人才能拥有。不幸的是，当你拥有了一个“假文凭”时，除了成为众矢之的外，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谁让文凭造成了社会排斥呢？

    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经济方面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之中，作为进入的壁垒设置，教育与职业过程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学者布迪厄认为，文凭是个人占有某些生活资本的一种表现，它已经成为获得更高职业收入和权力地位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文凭主义下的唐骏式失语，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对社会来说，“假文凭之惑”远没有停止，公众对假文凭的质疑甚至包括对文凭和能力关系的考量也正在路上。因此，在文凭主义之下，我们若能除了追问“唐骏式失语”之外，更能看到隐藏在文凭背后的社会排斥、金钱交易乃至文凭压倒了能力的困境，或是一桩幸事。如该如何面对“真的假文凭”？何以制止和追问官员的学历造假？等等。当然，这在本文之外了。

    一句话，文凭主义之下，我们既不需要“权力黑客”，也不需要“金钱黑客”。（河南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