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峰从小就是脑瘫患儿，四肢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走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小伙儿，高中学习成绩却始终保持年级第一。前不久，18岁的袁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挪威的国际红十字世界联合学院。我想做一个假设，哪所中国大学会录取袁峰？

    我的收藏夹里还保存着去年的一条报道。广州考生梁育平高考成绩是595分，高出第一志愿投档线10分。然而，因为他曾经患有骨癌，做了右腿截肢手术，即便学习生活无碍，并且医学上诊断为五年内不复发或扩散可以算治愈，仍然被一本的两所高校拒绝。

    这不免叫人联想到中国一些大学的品格，那些高校在政策文件之外，是否感知残障少年的生活现状可以被扭转，可借助大学的力量向前掘进？挥之不去的疾病及其后果让他们受罪，对那些残障少年来说，过去就像是汪洋大海，大学精神本可以为他们提供泅渡的平台，怎能拒绝他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大学应该多些担当。

    这还使我想起身边几个因体检不合格而“落榜”的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有一个学生高考成绩很好，据传以他的分数报考清华北大都不成问题。但随后的体检，“一巴掌”把他打回了偏僻的乡村，因为他患有某种先天性的疾病，连中专学校都不录取他，更何况大学。这种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多年后村里的小学请他做代课教师，他都十分犹豫，总觉得无论如何也没有转正的希望，结果没做多久就辞职了。然而，时至今日谁也没见他犯过被“体检”出的那种所谓的先天性疾病，但是，阴影却沉重的压了他一生。

    村里人都替他惋惜。每次提及此事，我总是深感困惑，如此优秀的人才，就毁在了一次“体检”上，难道真的就不能通融一下，给他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大学录取了他，究竟会有多大坏处？是怕他病倒在大学，还是担心他后来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以未可知的想象残酷地毁掉了一个有志青年的人生，这样的大学显然是在推托责任、逃避责任、缺乏勇气，如此品格又如何能培养出有责任感，有担当精神的高素质公民？或许，这可以归咎于高招制度本身的偏见狭隘，是“制度”造就了没有精神的大学，那么这样的制度就很需要彻底改革。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坚决拒绝任何故意罗织借口冠冕堂皇炮制歧视的制度。

    我国的招生制度有太多阻碍教育公平的漏洞。我有一个朋友，患有先天性汗腺缺损症，当年报考师范，面试主考官显然不愿接受他的相貌，却“明察秋毫”地发现他的两腿长短不一。差别不足一厘米，一个青年的理想就被砸得粉碎。跟他相处十几年的亲朋好友从来没看出，即使到现在，我也没弄清他到底哪条腿长那么一点点。如果不是招生制度中那某些所谓的条款，面试主考官恐怕也不至于那样冷酷。这种事情，近些年媒体屡有报道。请问招生制度的设计者，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不能向这些身有残疾的人敞开胸怀？

    身体有病或者有一点缺陷，本来就让这些人内心多承受了很大压力，被招生制度排斥更使他们痛苦不堪。一向标榜公平的招生制度，其中某些条款其实简直让人不可理解，遭诟病这么多年，但是“悲剧”依然存在。

    十几年前我曾经看过台湾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讲的是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只能以膝为足的郑丰喜如何奋斗的故事。我至今仍然记得郑丰喜在大学校园走路的情节，当时我很吃惊。大陆各级学校里有几个傲然挺胸的残障学生？汪洋中的郑丰喜们仅靠自己的顽强能泅渡到大陆岸边吗？今天，我想问一句，大陆哪所大学会录取袁峰这样的学生？（河南唐河  马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