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宝安区宋某因老板欠薪讨要未果，爬到30多米高的塔吊上索要欠薪加精神损失费、爬塔吊风险费等合计5万元。当他拿到5万元钱时，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引起各方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一些民工以跳楼、爬塔吊、跳桥等偏激方式“讨薪”，影响了“正常秩序”，“害人害己”。（7月26日《深圳晚报》）

    偏激论者言之凿凿，以“公共利益”、“多数人生活秩序”之名，对民工的“闹薪”行为表示“闹心”，倒也自圆其说。不过，如果真正“理智”分析民工遭欠薪且讨而无果的实际，再来看民工的非常规方式的讨薪行为，则让人不得不做出另一个判断：民工在遭遇欠薪“跳楼讨薪”，其实已经是很好、很温柔的讨薪行为了。而说其偏激者，其实正陷入了另一种偏激之中，那就是固执地把民工的行为当成个人行为，选择性忽略了其中的公共因素。

    在正常的法治秩序、社会秩序之下，民工遭遇欠薪，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大问题，而只是个案，只是劳资双方的民事纠纷。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法律程序进行解决，不存在多少值得关注的东西，一切都在秩序社会的问题解决体系中程式化处理，该起诉的起诉，该罚款的罚款，该执行的执行。这都只是个体利益的维护，民工维护自己的利益，老板维护自己的利益，至于谁的利益合法，由裁判机构说了算。

    由于劳动者天然的弱势，为了增强劳动者的话语权，从劳动者利益保护出发，我们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一系列类似的问题处理机制。从法律体系的角度而言，法律秩序已然建立。然而，恰恰在民工的欠薪问题上，我们的法律却在这里遭遇尴尬，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之下，民工通过正常渠道，包括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道路几乎形同虚设。在“正常渠道”受阻时，民工讨薪就陷入了两难困境：或者按照“丛林法则”的强势手段达到目的，或者通过“自伤”的极度示弱的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相对而言，“自伤”已经是对于社会来说比较理想的“理智”方式了。

    民工“讨薪”走上楼顶、爬上塔吊、攀上高桥，正是社会的规则秩序、法律秩序未能真正发挥作用，未能真正保护合法权益的结果。结果所反衬的现实，是具备完全的公共属性的，因此，民工“跳楼讨薪”是一个公共问题，是和每一个公民都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他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的运转，关系到能否在每一个领域都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个人的实际问题。民工“跳楼讨薪”，是一个方面规则运行情况的反映，也是对整个法律环境、机制体系的警示。

    正因如此，如果把民工“跳楼讨薪”视为“偏激”的“闹薪”而加以批驳，则是无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统一的体现，陷入了对当下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偏执型信任”之中，又如何去批驳他人以生命相胁的“偏激”？（四川　廖德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