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广州日报》报道，因公司迟迟未发工资，广东江门数十名工人多次讨薪，终获广东建粤工程有限公司老板承诺发工资。不料老板纠集20多名打手，将“讨薪积极工人”一一扇耳光，才将工资发给工人。发工资后，这些打手又对“讨薪积极工人”进行围殴。

    当今社会，社会伦理与道义完全被颠倒了——欠薪的是爷爷，讨薪的成孙子，讨薪会被挨打，似乎成了一道不成文的“规定”。拿工资先要过“扇耳光关”，这是何等的背弃人性？

    其实，多年来，讨薪挨打的社会悲剧始终在不断上演。如7月21日，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召安村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30多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

    哥讨的不是工资，而是屈辱！只是屈辱的滋味除了那些工人之外，谁能理解和品尝呢？他们的冤屈又有谁来伸张呢？

    王朔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文化异类，当初，他嚣张喊出的那声“我是流氓我怕谁”，一度成为流行时尚语言风靡全国。如今，这句本是调侃的语言，却被一些企业乃至个别地方政府实践着，造就了不少强势的“中国式”流氓。

    欠账还钱，天经地义。工人讨薪，企业主还雇凶残暴围殴讨薪者，即使发工资，还要先扇耳光再发，一副丑恶狰狞的嘴脸暴露无疑。

    再如一些开发商所搞的花样不断翻新的强拆，其流氓手段更是登峰造极，无耻到了极点。停水、停电，威胁强迫被拆迁户搬迁，这算是“文明”的。有的则是派打手殴打被拆迁户，明目张胆动用推土机将房屋推倒；或是趁人家家人外出，偷偷将房屋夷为平地；或是将人家房子推掉后，轻描淡写地声称“拆错了”、“不小心碰倒了”等等。这些血流斑斑的“拆迁史”，恐怕将作为一种耻辱钉死在历史的十字架上。

    再如个别地方政府对待上访者，流氓手段也是招招非同凡响。将上访者当作“敌对势力”打击的有之；将上访者拘留、甚至判刑的，并非个别；没有任何名义和理由，将上访者关进党校，或是送进精神病院的，我们也时常见之于报端。至于关押上访者办“学习班”，或是殴打上访者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虽然这些行为属于赤裸裸地违法犯罪行为，是惊世骇俗的践踏公民权利的丑恶行径，却似乎算不了什么大事，更是无人担责受罚。好像在我国，讨薪者被打是“活该”（某信访办主任语录）；拆人家的房子，只要打上“拆迁”的名义，则不违法。对待上访者，个别地方似乎享受“法外特权”，什么公民权利、人身自由，统统见鬼了。只要哪位领导一句话，一个批示，有关部门就可以将公民送进拘留所、监狱，乃至精神病院。

    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之所以无耻地扮演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角色，说白了，就是法律过于疲软，甚至出现权大于法、钱役使法的时代怪状和乱象。倘若一次次流氓行径，在金钱和权力的运作下，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零成本”担责，只能造就更多的“中国式”流氓。

    人打了白打，房子拆了白拆，上访者关了白关……如此这般流氓行径，哪个国家、哪个文明法制进步的社会能够容忍？不断觉醒的老百姓，还能对这些流氓行为容忍多久？毕竟，现在不是流氓强盗土匪猖獗的时代了！ 假如那些被欠薪者、被拆迁户和上访者也充当“流氓”的角色，以流氓的手段对抗流氓行为，试问，社会和谐如何构建？我们离流氓社会还有多远？这个问题，任何人恐怕不能忽视、无视！（济南 惠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