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新京报》8月3日）

    看到这则新闻，笔者感到难以置信，以至愤然而起。专题调研和建议的主体都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但是一个挂着“人民代表”招牌的单位，却在干着如此明显的“反人民”的事，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北京市人大真的只是北京本地人的人大吗？ 城市到底是属于高级人才还是低端劳动力的？北京城真容不下小门店和低端人才吗？

    诚然，加大引进高端人才，这无可厚非，但采取强制手段打压小企业小门店，驱逐农民工等低端劳动力，简直就是忘本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年年在城市里上演的“保姆荒”、“民工荒”是否会因此迎刃而解吗？原本是民工做着最肮脏的活，领取最低廉的工资，实行所谓强制退出机制之后，本地居民或是高端人才又是否愿意去填补这最肮脏的活的缺口？

    现实中，如果理性地认识农民工问题，我们会发现农民工涌入城市，并不完全是农民工的错，也不完全是小企业、小门店的错，而更多是城市一直还农村的债，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几乎是建立在从农村抽吸的巨额积累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在对待农村、农民工等问题上，不必否认中国的发展其实是一种包含歉疚的经历，如果仍不能弥补这样的一种愧疚感，只能带来一种更深的伤害。但现在城里人突然觉得这些农民工太低端了，影响了城市的转型发展，所以便想到用制度作为工具将这些低端劳动力扫地出门，驱逐出城，这难道不是忘本吗？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在一个社会中不可能没有门槛，但过高的门槛或不适当的门槛，则必然会阻碍社会流动的发生。当创业和生活的门槛越发高涨时，就会稀释底层人群就业的机会，在生存空间和社会发展中，形成社会排斥和“挤出效应”，并导致社会结构的僵化和经济社会生活缺少活力。但我们的人民公仆没有这么长远的眼光，他们只知道GDP盛宴奇美无比，高级人才可以为他们长脸增光，却不知道“路有冻死骨”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古训，低端人才在他们眼里无非是“贱民”、“屁民”，小企业的小气、小门店的肮脏丢尽了京官的面子，当然也根本没资格充当京城的形象大使。

    而且，这等荒唐的事情，并不止于北京，在一些大城市几乎成了行政思维惯性，他们似乎在故意放大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冲击，用户籍等制度在维护着自身利益。东莞之前就发生过开党代会提报告要以提高出租屋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北京、广州等地的调查数据更显示，农民工城市犯罪的比例节节攀升，有的更占城市犯罪的八成，云云。但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农民工犯罪却是一种被城市夸大的侵害。城市总在抱怨农民工的低素质，而没有想到自己对农民工的伤害之深——农民工群体事实上被城市排斥在边缘位置上，而边缘群体距离犯罪，往往只有很小的一段距离。

    因此，只有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让农民流动得更顺畅一些而不是更艰难，应该使他们得到工作更容易一些而不是更难，应该让他们得到更好一些的工作而不是更差。而小企业和小门店恰巧正是中低层群体创业的绝佳方式，也是容纳农民工等低端劳动力之适度温床，现在却要被那些头戴“人民代表”光环的人，用制度扼杀于无形中。这盛满城市歧视眼光和农民工眼泪的“杯具”，该是多么硕大无朋？（广州 叶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