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为“闯入官场的怪物”的原临湘副市长姜宗福，曾因网上发帖炮轰张艺谋印象派实景演出、痛斥高房价等一度被网友和媒体称为“个性官员”、“炮手市长”等，备受关注。而在伴随着他卸任副市长被调至高校任职后，便从公众视野中“形同蒸发”了。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他在病床上写了一本书，暂拟名为《我的官样年华》。但随着这本书的杀青，在这个曾经官员的姜宗福身上突出出现了一种“卧底感”的纠结，甚至有些“恐惧”。（8月10日《潇湘晨报》）

    一个人闯进了官场，自认为很坦荡，却感觉自己就像潜伏在官场的“余则成”；他离开官场，写书讲讲5年的为官经历，却感觉在“背叛组织”。如果引入“异化”的概念，似乎很难分辨这到底是姜宗福个人的异化，还是他所处身的官场的异化。一个正派正常的官场，除了“国家机密”之外，所谓“不可与人言”的机密应该是越少越好，这也是公职人员接受民众监督的起码要求。但在姜宗福这里，不肯遮掩一些官场之事，就被怀疑是“揭露官场隐私”，就会在同僚那里视为“卧底”与“背叛”。

    这种纠结的根源，便是官场异化的长期弊病。中国官场文化一直是“只能做不能说”，谁要是向公众“泄密”，就是犯忌，便是与整个官员队伍为敌。官场有自己独立且封闭的游戏规则，谁违反规则就会被惩罚，甚至出局。姜宗福的遭遇也许就是个绝好的佐证。

    凡是“保密”者，总有针对对象，官场的“保密”对象便是公众。而之所以要把这套规则隐藏起来，就是为了用最武断的方式保护自己威权的神秘感，并从中获取各种私利。最近一个很热闹的新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点评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等高官“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嫖娼”。这等官场低俗之风为何形成，不正是仰仗于自我神秘化的群体氛围吗？

    但，姜宗福仍然保持着睿智，他说：“对官场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比我深比我透彻的大有人在，我之所以能够‘两炮走红’是钻了‘敢讲真话’的空子；其他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皇帝身上其实什么也没穿’，但就是不说，或不愿，或不敢。”姜宗福所说的道理其实不深奥，在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退休前不怕说真话”的时候，媒体就讨论过，遗憾的是，这番道理今天仍还管用。

    姜宗福冒着被同僚指责“人品有问题”的风险写这本书，据说想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让大家知道官场也有弱势群体，希望大家不要仇官；二是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做全景式的呈现，为推动体制改革提供标本；三是带个头，希望一些官员不讲“官话”，而讲真话。但光凭小人物的“卧底”之感，不加强民主监督，打破官场闭合的神秘感，恐怕前景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