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是道德，但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提出“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命题的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某些行为规则是“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守住底线”异曲同工。想到哈特的这个命题，是因为这天所见的两条“放哨”的新闻：

    其一，北京有个特大卖淫集团案，利用“洗浴中心”进行长达6年的卖淫活动，获利高达3000万元以上。该集团之所以安度6年没有被查，关键是有个警察为他们“放哨”。这个在报道中化名为“崔大力”（不知为谁避讳）的民警，每次在警方检查前都会及时通风报信。作为交换，该民警可以去洗浴中心免费嫖娼，还收受了老板送的一辆价值7.15万元的轿车。（8月17日《京华时报》）

    其二，在四川西昌市看守所内，1名在押的杀人嫌犯翻墙越狱，想冲监逃跑，武警西昌市中队官兵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在嫌犯已翻越监墙顶部电网、即将纵身跳下的瞬间，哨兵刘旭果断开枪，击中对方的右大腿。嫌犯摔落，束手就擒。（8月17日《华西都市报》）

    民警与武警，各有各的职责。两则新闻，一弹一赞：前者的民警，为犯罪团伙“站岗放哨”，替不法分子撑起保护伞；后者的武警，为看守所站岗放哨，高度负责，处置迅速而得当，是为社会安全撑起保护伞。

    民警崔大力为犯罪团伙“站岗放哨”，这是猫与老鼠交朋友，他丢弃了最低限度的司法道德，从而滑向犯罪。猫鼠同穴，从中获利，甚至连“免费嫖娼”的“利”他也不客气地获了。这种司法底线的突破，案例并不鲜见，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而对越狱嫌犯开枪的哨兵刘旭，履行的是自己的职责，这里最可宝贵的是，他没有将越狱嫌犯击毙，而是将其击伤。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将对方击毙甚至要比伤其大腿来得容易。但刘旭没有那样做。相比那些动辄“可当场击毙”的口号与行动，哨兵刘旭很好地把握了枪支的分寸、子弹的分量。

    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乎“最高良知原则”的著名判例——柏林墙推倒后审判东德警察一案。倒墙的前两年，东德一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

    那么法官是怎么说，怎么判的呢？法官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在那个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打，但应该有意打不准——不把人家打死，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也是最高境界的良知。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去超越道德伦理的底线。这就是“一厘米主权”的道德义务，否则就必须承担罪责。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对法律的执行，一定要有道德的底线，不可突破最低的限度。作为“猫”的崔大力给“老鼠”站岗放哨，那是一种底线的突破——没有人赋予他这样的“主权”，结果他自己沦为嫌犯；亨里奇不行使“一厘米主权”，将不该枪杀的青年当场击毙了，这也是对底线的突破、对良知的舍弃，同样也成了犯罪分子。

    “一厘米主权”的理想与现实，究竟距离有多大？今后如何一步步践行做实？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杭州 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