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从湖北省教育厅获悉，新制订的湖北高校教师“十倡导十禁止”师德行为规范中，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中不顾学生安危抢先逃生等十种行为被明文禁止。（中国新闻网9月16日）

    在“范跑跑事件”和“杨不管事件”引起舆论激烈争议的前提下，“突发灾难老师不得抢先逃生”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再次把目光引向了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考问。

    笔者是举双手赞成“突发灾难老师不得抢先逃生”之类规定的，这不仅有助于拯救师德底线日益后移的困境，也有助于重塑公众对教师职业的信任。苏联学者费迪曾说：道德规范之于人，犹如远行者的面包、沙漠上的水，没有它们便没有生命。倘若失去良好的道德气氛，人类社会就可能变成一群野兽。作为一名教师，在危难之际，坚守岗位还是自顾逃命，由于社会整体遵守的公序良俗原则，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持有的道德观念会认同前者而厌弃后者，笔者也相信，更多的老师会作出与“范跑跑”不一样的选择。正因为如此，“突发灾难老师不得抢先逃生”与其说是一种制度性规定，不如说是一种底线要求。

    但是，通过对“突发灾难老师不得抢先逃生”的审视和众多网友的跟帖评价，笔者又为舆论中充满的道德优越感乃至对教师群体的“道德绑架”感到不安。应厘清的是，坚守道德底线不等于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待某个群体，甚至是形成片面的、异化了的裹胁力量。

    再往前推，20世纪90年代中期，某地庆祝少年儿童节的演出中，大厅起火，组织者下令“请领导先走”，事件的结局是200余儿童葬身火海。在这个事件中，虽然“领导先走”与大量学生伤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此情况下，教师职业道德能发挥作用吗？

    “师者人之模也，无德者无以为师”，“德高为师、学高为范”。道德为教育活动之本，师德是教师的职业之魂。因此，千百年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直都是我国无数教师自觉追求的行为准绳。“突发灾难老师不得抢先逃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传承和延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教师送上道德的祭坛，更不意味着社会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教师进行裹胁或变相绑架。

    笔者以为，社会不应对教师群体进行道德绑架，相反，应站在职业道德立场上审视“突发灾难老师不得抢先逃生”。而这对众多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必然面对的课题，道理很简单，职业道德溃败并不仅仅属于教师行业。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我们经常怀着无限的赞美和敬畏心来看待的东西有二：一个是高悬在上的星斗灿烂的星空；另一个是内心里的道德律。”星空是自然法则，道德是内心是非法则,而源于内心的职业道德法则往往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南非一位摄影记者，因拍摄了苏丹的饥荒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是，他一直为自己在拍摄了秃鹰威胁苏丹女孩的照片后，未能给女孩提供有效的帮助而内疚。几个月后，这位记者为此自杀。原因在于，灾难中首先保护孩子是成人的天职，更是记者的一种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一个人生存的精神支柱，更是社会文明的基础支撑。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应坚持应有的职业道德操守，但是，不能用道德优越感来审视某个群体。

    学者孙美堂在《耻感、罪感和底线伦理》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底线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崩溃。立足于这个基点，我们或许更能读懂“突发灾难老师不得抢先逃生”的社会学和教育学意义。

   （河南信阳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