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山东商报》报道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研究通过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的方式鼓励被告人亲属“大义灭亲”。但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里，告发亲友的“大义灭亲”恰与“亲亲相隐”背道而驰,争议就此而起…… （ 10月6日 《武汉晨报》 ）

    河北省高院研究通过的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的方式鼓励被告人亲属“大义灭亲”。应该说，这样的做法极其不妥。一段时间以来，“深明大义”和“大义灭亲”似乎是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我们知道，亲情、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而这种所谓的“大义灭亲”祸害无穷，它使夫妻猜忌、父子相残，人们得不到亲情的关怀和呵护，这样的例子在文革时期比比皆是。现在提倡“大义灭亲”，不但有违人性道德，而且会扭曲人格，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考虑，鼓励“大义灭亲”和法律保护社会的本意背道而驰。

    与“大义灭亲”相对应的是“亲亲相隐”。所谓的“亲亲相隐”是指不指证自己的亲人。用法律语言来说，也就是“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法律不能强迫犯罪者的至亲之人作证。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夫妻、医患、律师与当事人、神职人员与信徒等关系可免除作证义务。例如美国，妻子不得违背丈夫的意愿而提供不利于丈夫的证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都有诸如配偶、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律师和神职人员等的“拒绝作证权”。目前，只有少数国家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不允许亲情回避。

    不但国外如此，即便在中国，“亲亲相隐”也长期存在。据资料显示，早在汉代，儒家就提出“亲亲得相匿”的司法主张，后来这一思想被写进汉代的法律条文加以确认。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而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亲情成为了古代判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人性中，孝义和亲情同样是不能忽视，这是人性常伦。用法律强权肆意割裂亲情即不道德，也不科学，必将受人唾弃。歌星满文军以吸毒入狱，在受审时拒绝交代妻子的罪行，并说作为丈夫要保护妻子。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也没什么不妥，妻子有什么罪行，相关人员可以调查取证，为何非要威逼亲情作证？如果我们的法律给满文军这样说的权利，那我们的法律也会显得更人道一些。

    （河南商丘 黄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