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30年前的“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近被反复提及：“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日前，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从明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

    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一代半人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多子之福和未来养老权益换来的。当国家号召这样做的时候，作为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说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大计为重，而对于自己个人的家庭幸福及未来养老权益，没有作过多的考虑，这种舍小家利益顾国家利益的做法，应当为后来的人们所铭记，也应当为当代的人们所感恩。正是他们个人所作出的牺牲，才换来了人口的有效抑制并趋向平衡。

    然而，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是，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了城紧乡松。小品《超生游击队》可以说活生生地记录了计划生育政策“乡松”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农村部分夫妇利用得天独厚的政策死角的优势而做起了“超生游击队”，即便没有海南岛吐鲁番地到处跑，但今日躲大舅家明日躲四姨家是常有的事儿。尽管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始终没有真正刹住“超生游击队”的超生趋势。

    而中国始终没有真正闹民工荒，却是因“超生游击队”之祸得了没有闹民工荒之福，正是那些逃脱了政策惩罚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超生游击队”的子女们，才挑起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大梁。这应当算是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题外话。

    城市则完全不一样，受城市计划经济模式所限制，城市人往往极少出现多生现象。作为农民来说，无论如何他们还有土地以供生存，而当城市人冒政策的风险生育之后，则面临失业的危险，他们则连基本的生存资料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多生多育呢？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重大弊病就是城乡生育政策“城紧乡松”，是城市人肩负起了计划生育政策“少生”的重任，而农村则普遍生育二孩甚至以上。而最近几年所发生的富人明星充当了新的“超生游击队”，他们当然不需要象小品中的黄宏宋丹丹那样当“游击队”，只是交钱了事，这些人几乎将农村超生游击队的戏又演了一遍，而充当了“冤大头”的只有那些城市普通老百姓。

    二胎政策试点，没有必要羞羞答答，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始终将二胎政策放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何时能够放开一胎而回到二胎。作为50后60后70后能够为了国策而放弃二胎，作为80后90后当然也能够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有限度享受二胎，但万万不可再发生“城紧乡松”或者“穷紧富松”的弊端了。

　　（青岛　李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