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以下简称鲁奖）已经公布获奖名单，这次获奖的作家中不乏苏童、方方等文坛名家，但在名单揭晓之后，最受关注的作者却是以诗歌《向往温暖》获奖的诗人车延高，因为，他在诗人之外的身份是———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成都商报》10月21日）

    显然，在一些人看来，政坛与文坛应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旦踏入政坛，哪怕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作为各类文学奖评委也是断断不能向其伸出橄榄枝的，否则，其中，必有猫腻无疑。要么就是官员获奖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否则，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又不是车延高一个，一些人为何对众多获奖者不置一词，却独对官员身份的车延高不依不饶呢？

    其实，古今中外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深有造诣并具有官员身份的人大有人在。比如前英国首相、号称“二战巨头”的丘吉尔，不仅是“冷战”、“铁幕”等词的创始人，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再比如鲁迅，不也曾称职于那“并不怎么区区”的教育部佥事位置上。如果不是被章士钊撤免了，说不定官运亨通为“教育总长周树人”也未可知。当然，既寄兴于纸笔又恋栈于王权，把国事搞的一团糟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但问题是后来并没有人因为他们将国事搞得一团糟而否认他们在书画方面取得杰出成就啊。也就是说从政与为文不可混为一谈。

    回到车延高获鲁迅文学奖上来，其虽然无论从官职上或文学成就上均难望丘吉尔的项背，但也不至于像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只一心沉醉于书画而无暇顾及政事以至将自己分管的政事搞得一团糟吧。事实上，当“别人在打扑克牌或忙于其他应酬时”，正是他“看书写作的黄金时段。”而且自从他当兵的时候，自从他在《青海日报》副刊版发表诗歌处女作起，诗歌就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曾获得过“中国十佳诗人”的称号。这么说来，车延高能获得鲁迅文学奖不是情理之中的事么？我们有必要横挑鼻子竖挑眼么？

    善于经国济民而隔膜于文艺的人，一心于雕龙，至于雕虫小技，则有秘书捉刀，当然也有可能搞得“政通人和”。但作为他本人，毋宁说是一件憾事，因为他的业余生活或退休生涯当会少了许多文化的滋润，其笔舌即便能以理服人，却无由以情感人或以趣悦人。任何行业的从业者，有没有文艺素质是大不一样的。倘能以文学的眼光看取世态，以文学的脑筋思考世情，以文学的手法表现世事，肯定他的世界会更灵动更丰富多彩。正如车延高所说：“写诗让我懂得为官之道。有了诗歌这双眼睛，可以使我在日常生活时保持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还是那位丘吉尔，当德国陈兵一峡之隔的敦刻尔克，举国惶惶之际，他在下院的就职演说的开头多么像一首诗：“我们是航海的民族，见过风浪，知道如何战胜风浪的！”这话，韩复榘说得出么？！

    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我们古国曾有这样的传统：政坛与文坛几乎是一板之隔的。从政的大都会搞点“之乎者也”。我们现在虽不兴科举，但也兴考试，考文凭，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讲究知识化专业化的，有知识有专长之外，如果又能利用撮麻将的时间，多涉足文艺的园地，读点正当的文艺书，写点优美的文学作品，对自己的情操提升肯定是有好处的。“附庸风雅”总比绝缘于风雅好，只要这“附庸风雅”不是为了装潢自己以哗众取赞，通过“附庸风雅”进而做一个风雅的附庸，肯定比做麻将和各种应酬的附庸高出若干倍。

    总之，鲁迅文学奖颁给官员身份的车延高当无不妥。只要凭的是作品说话，而不是其他什么因素，车延高当泰然受之和处之。而我们似也没有必要苛求和抱着酸葡萄心理。

   （安徽安庆　王志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