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算了吧，不报考了。”10月24日，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正式结束，在郑州某公司打工的农民工章敬(化名)有些无奈，决定放弃这次“国考”机会。之前他两次致电记者咨询报考的事，希望抓住国家公务员首次招录农民工的机会。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媒体报道农民工可报考公务员的信息较多，但各地鲜有成功事例报道。(10月25日《东方今报》)

    2011年公务员招录创举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农民工等可报考公务员”。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打破身份歧视的探索。眼下看来，其政策意义显然远甚于实践意义。“农民工可以报考公务员”与“农民工能够报考公务员”，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命题。前者是身份问题，后者是能力问题。表面看，农民工弃考是因为政策出台太突然、补习文化知识和应试技能在时间上赶不上，亦或是因为政策对“优秀农民工”之说缺乏技术性标准——— 但实际上，背后的悖论远非表象如此简单。

    初衷良善的“农民工可以报考公务员”，直指社会公平。但问题是，什么样的语境下农民工才可以报考公务员呢？最起码的是要具备公平博弈的能力。早在10月23日，国内多家媒体就发出“国考报名超百万人”的消息，并出现“四千人争一职位”的惨烈竞争。报名考试是有成本的，即便是博彩，也得考虑一下微小的获胜概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符合理性经纪人的行为选择。那么，要让农民工“报”得起来，起码得保证其综合素质不能与这“百万大军”差距过大。于是，一系列悖论就出现了——— 如果不提高农民工的素养，“报考”利好就成了玻璃天花板；或者为了农民工而刻意降低公务员的录用标准，则无益于增进公共利益与公共服务水平；设若农民工也和应届生群体一样的水平，那么，他们又何苦继续挣扎在农民工的岗位上呢？

    一个社会的序列结构，总有参差多态的身份差异、职位差异、权利差异等。公民社会的进步，首先在于坦诚这种差异，然而，如何弥合这种差异、甚至断裂，不仅是一门应时的技术，更是关乎善政的艺术。“国考”向农民工等群体敞开大门，毋庸讳言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兑现其自由权益、尊重其身份地位，其实远比赋予其公务员身份更迫在眉睫。说的更直白一点，如果农民工的处境不能水涨船高，即便出一批“农民工公务员”，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事情：一者，不可能所有农民工都去做公务员，以此为跳板来扭转并改变自己的命运；二者，那些考上公务员的农民工，身份属性自然慢慢就会异化，不复有农民工的身份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适用“先富带后富”的逻辑。

    如果公务员只是“公务员”而已，又如果农民工也真是一种“光荣的职业”——— 谁敞开怀抱容纳谁，何至于令公众如此纠结？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