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发迹于《录以备考》，此后平步青云，还红得发紫。此文并不长，他对《文汇报》未将有关毛泽东的一条消息编排在头版头条予以问罪，引得领袖大悦。那么多笔杆子，为何偏偏他能抓住这个机遇？仅此一点，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智商是爹妈给的还是另有师承？近读《“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方知他只不过是个模仿秀而已。且看这段文字：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投入“三反”运动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文章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实践论》之后，中科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没有转载，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不注意。另外，该刊只介绍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没有把国内科技成果放在突出位置。这都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忽视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竺可桢马上与郭沫若商量，“决计从第三卷一期起改变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但损失将数千万元(按，旧币，下同)。”(第539页)可见在“三反”运动中，并不反对所有浪费。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浪费再大也无所谓(见《报刊文摘》今年第九期)。

    一个是向“没有转载”发难，一个是向“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问罪，真是传承有自，也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姚文元这个模仿秀，当然就炙手可热。但他最终却落了个身败名裂，这无疑对我这羡慕者，是个当头棒喝，也明白对于此等机遇，凡有良知者，都不屑一顾。然而，对于当今的模仿秀，恐怕就得另当别论了。

    李洁非先生的《姚文元，其人其文》，力透纸背，将文痞的发迹史剖析得入木三分，读来振聋发聩。尤其是这段话：“一个政治时代可以划上句号，但它的文化、思想却并不随之而终结。相反，在漫长岁月作用下，这些东西会变成一种基本记忆，条件稍有合适，即被唤醒。另外，它还会作为精神的资源储备，在现实作用下重新激活，触发蹈袭和效仿。顺此认识，回到姚文元开辟的‘反修’批评话语上来，我想极力强调，必须对它的价值、影响和有用性有足够认识，必须承认它也是一种遗产和资源储备，一旦需要，随时都将有人去发掘它的价值”，更是发人深醒。君不见，当今又有多少模仿秀，在极力地“发掘它的价值”，还更与时俱进？当心姚文元的阴魂，先得当心它在我们自己心中复活，这家伙的诱惑太大了，稍不留神就会阴魂附体。

    (董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