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某地官员，为自己修建豪华墓地，“请过风水师花了大价钱”；在北方某香火旺盛的寺庙，有官员连续24小时烧香以祈求高升……近段时间，此类官员迷信事件频出，而官员迷信比较共性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11月30日《法制日报》）

    讲风水、搞迷信，本属个人素质修养问题，但手握公权力本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大搞风水迷信，所造成的影响就非常恶劣了。细心的人们注意到，这些年来，官员迷信可说是“蔚然成风”——有的携家人、带随从到名山古刹求仙拜佛，进香还愿；有的花高价给尚健在的父母买下“风水绝佳”的墓地，以求自己在仕途上一路高升；有的不关心民间疾苦，却把修庙塑佛视为无上善举，赠锦旗，送牌匾，在功德碑上勒石题名；有的笃信堪舆之学，占筮之术，动土木要看风水，办事出行要择“吉日”，甚至把算命先生奉为入幕之宾……

    与之相佐证的是，在近年落马的贪官中，信奉“大师”、“风水”的亦不在少数。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听“高人”说有当副总理之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将国道改线，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不惜花费40万元巨资于大年初一前往名寺古刹“争”烧第一炷香；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不惜以副省级高官之尊成为有佛号的俗家弟子，并与女“大仙”勾勾搭搭“潜心修佛”；海南一个县工商局原局长，任命下属时要请人算一算此人是否和自己“相克”，他的家中竟然装了8面“照妖镜”……

    而近期舆论曝光的一系列风水事件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某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认为县城主干道正好冲着县政府大门，风水不好，于是就在这条主干道上放了一架退役歼6歼击机，飞机寓意升官发财，但这条主干大道却成为断头路；某市原有一湖叫骆马湖，但有关部门认为骆马湖谐音为“落马湖”，不吉利，便要改名为“马上湖”（马上福）；某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在今年9月12日耗资数百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重369吨、被当地人称为“神石”的甘州石作为城标，搬运过程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某市市政管理部门半年之内两下公文要求拆移投资3000多万元的关公像，原因是“关公像以傲视万夫的姿态俯视端城，甚为不妥”，“以一武财神傲视所有党政机关，有失君行”。

    这么多官员信奉大师、青睐风水，甚至异化成了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蜕变，产生了信仰危机；二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一些口口声声自称“唯物主义”者的官员其实并不“唯物”，幻想通过“风水造人”当上更大的官。一些有能力、有追求，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的官员，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祈求神鬼保佑的队伍。三是精神空虚，寻求寄托。一些官员热衷建庙立碑、求神拜佛，缘于平时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鬼事，内心恐惧，想籍此求得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庇佑，给自己那颗肮脏、惶恐的心灵寻找寄托和归宿。

    官员遇事求签，见佛烧香，不问苍生问神灵，看似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实则暗藏腐败的因素。一名风水界人士向《法制日报》记者曝料说：“地方许多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聘请一名专职风水师的价格，保守估算每年也得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有些风水师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则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对于吃财政饭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这样的费用无疑是天价。但这些“酬劳”，在通常情况下并非官员自掏腰包，多是由与其有往来的商人们支付。

    执掌社会公权、承担公共责任的官员频频现身风水场所，极易起到某种“示范”作用，败坏社会风气，损害政府形象，亦令风水之术呈现火上浇油之势。听任这种现象泛滥成灾，将严重影响政府官员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府决策运行机制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可以想象，在一个动辄把迷信当作真理顶礼膜拜的官员那里，百姓的利益、群众的呼声能在他的头脑里占多少地位呢？在一个“风水”先生的胡言乱语可以影响政府行为的地方，国家职能决策的科学运行机制又处在怎样的一种低下状况呢？因而，对于官员迷信风水的现象，不能只做道德评判，而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禁止。

    心中坦荡荡，何须信风水？但为苍生计，焉用问鬼神？当务之急，一是要继续把崇尚科学、破除迷信作为当前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二是要大力净化被“潜规则”污染日久的官场环境，用好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这几根“标尺”，给大多数官员建立起稳定的凭“实绩”升官的政治预期；三是把科学素质纳入公务员培训的盘子，有计划、有重点地提升公务员的整体科学素质水准；四是加大腐败惩处力度，“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让所有的官员对“高压线”敬畏有加，不敢去痴迷风水鬼神。

　　（湖南衡阳　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