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之一的“公车私用”，一直是公共行政治理的一大顽疾。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16年来仍旧没有像样头绪，寸步难行。购买时超编超标配置，使用时公车私用，维修保养费用更是高得离奇，公车在吞噬着公众的利益。（12月4日 人民网）

    伴随着公车腐败的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相应举措已陆续出台不少，比如2003年前后各地纷纷推出的“卖公车、发补贴”等，但在与现实接轨后，就每每变形走味，演化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矫情戏码，从而沦为笑谈，变相助推着公众的愤怒情绪。症结何在呢？笔者以为，不是智慧不够，而是诚意不足，以及未触及根本造成的动力匮乏。这种游离于公众监督视线之外的“自我治理”式改革，最终只能沦为一地鸡毛，零散得让人懒得谈起。

    拿给领导颁发“车补”来说，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无非是节制一下“轮子公私兼用”的冲动，让领导用公车时从此“羞答答”起来；但换个角度来看，领导永远是特权附体的“隐形驾驶员”，是否有公务需要，他自己说了算；因此公车犹在，福利直接变现，车改就沦为了“赎买”；如此一来，当“存”而不“封”、死灰复燃的公车再度驶至跟前，领导“车辚辚，马萧萧，官人钱囊缠在腰”后，遂得以继续潇洒坐乘，一溜烟而去。又如近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调研工作，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然而，不久发改委即回应称是个误解，似乎很不愿意遭媒体“逼宫”，而人为抬高公众对车改进度的期望值。

    至此，不难窥探出公车改革之难，至今尚停留于隔靴搔痒阶段。对此，笔者以为，操控者不能寄望于走改良之路，修修补补，敷衍塞责，更无需静候个别地方的首当其冲，再推而广之，而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全局层面上的政治问题，症在“特权”二字。因为就每个单位用车的具体情境来说，公车私用的肆虐，除了与中国官僚体制下“好面子，讲排场”“我不用，也便宜了他人”的竞逐恶习有关，更因车轮一“响”，附着在其上的经济利益，比如虚开的油费、维修费等均可以通过报销捋取其差价，且毫无愧色地美其名曰“领导工作需要”。换言之，时下所谓的“公车”，实则已成为一个损公肥私的巨大而合法的“转运站”，除非连根剔除特权在这一领域生长和养息的可能性，别无它法掐灭其威。据统计，社会上私家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就是一很好的证明。

    要使公车改革疾行、速效，一要正本清源，从思想认识上先树立“公车必须姓公”的至高理念，从高层官员开刀，杜绝官员配备专车和专门“抬轿人”，完全根据实际需要来统一调配使用公用车辆；二是要毫不迟疑地径行吸取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且仅限于执行公务”、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离任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等先进做法，而切莫以“国情不同”论来人为延宕时间，延缓改革；三是如温总理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务必做到公开透明、民主监督，使得公车的出出进进都置于群众雪亮的眼睛之下，其一旦暴露在婚嫁、接送官员孩子上学等环节，就会诉诸党纪国法的严惩。

    公车之弊，是民众之痛。公共财政中源源流出的公车消费支出，现在已达惊人的200多万辆、年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还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的惊人“窟窿”。它如同一个巨大的毒瘤，吞噬着纳税人的辛苦上缴的税金，更损耗着国家的诚信资源，考验着执政党的施政、监管水平。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公车消费水平却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可见特权横行，几达无耻，不公不除，难言和谐。不剔除特权的公车改革只能蹒跚而行，年年失望年年望，一十六载何其久？！该动真格的了！

　　（河北　马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