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的清官李勉，字玄卿，其曾祖李元懿为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李勉以近属陪位入仕。《刘宾客嘉话》里说：李勉刚当开封县尉的时候，有个缉捕盗贼的吏卒想试探他，便故意接受了人家的贿赂，又让李勉晓得。李勉召集了吏卒们，说：“有人受了人家的贿赂，我都知道了。希望尔等自首，但不得超过三天，愈期不交代的，你抬着棺材来，咱们再说话。”那个受贿的吏卒故意拖过期限，竟真的带着棺材来见李勉。李勉毫不客气，命令拿石灰、荆棘放在棺材里，命令那家伙躺进去，再用铁钉钉上，扔到汴河里。然后向按察史汇报。按察史“叹赏久之”。后来，李勉当了大梁节度使，有人问他：“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李勉答道：“即打腿。”

    现代注释家对李勉处理此事的点评是：“言必信，行必果，赏罚分明，这样才能立威权，使人知戒。李勉的惩贪，就正是如此！”（《王谠·唐语林》256页 学苑出版社）

    我一直以为这种点评如隔靴搔痒。千万不能由于吏卒的“顶风作案”而“严惩”过度。用严刑峻罚来解决下车伊始的个人树威立权问题，是典型的浮躁情绪。吏卒之嚣张，确实是对李勉的“威权”之挑战，不把他的气焰打下去，惩贪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勉是不得已而为之，似乎并无大过。但是，再观李勉登上了更高的职位以后对此事的态度，便能窥得他自己有所省觉的冰山一角。从“请君入棺”到“打腿”，在刑罚上来衡量，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为什么对一个事物前后有如此悬殊的处理标准呢？是“屁股”决定了“脑袋”，地位高了，觉悟便跟着一起“高”了吗？这种前后不一致是思想上的飞跃吗？难说。

    跟现代的注释家差不多，听取汇报后的按察史“叹赏久之”。叹赏什么？干脆利索。

    我对李勉这个清官一向抱有深深的敬意，然而在反复吟读这个故事之后，眼前老是会出现那个“吏卒”在棺材里痛苦地挣扎、撕心裂肺地呐喊的惨状。石灰一遇水，所产生的剧烈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李勉下决心必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就这样活生生地消灭一个“顶风作案”者，如此“以儆效尤”，手段委实残忍。干脆是干脆了，利索是利索了，宛如现在的对“顶风作案”的“从重从快”，却从根本上忽视了程序正义。很长时间以来，有不少案件都是以大众思维来制作判决，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即以“民意”取代了职业思考。而事实上，所谓“民意”就是“老爷”自己的意思。

    在《唐律》总则部分的“名例律”中，有对各种贪污罪的计赃、征赃、偿赃的原则和具体办法，并且确定了贪污罪犯不得享受“请、减”特权。假如按照法律来处置，那个故意受贿的吏卒即使在“高压态势”下有所骄狂，当初大概也不至于“罪不可赦”，后来也不至于仅仅“打腿”吧？

    《唐律》规定：官吏若犯赃罪，与其有关的各级官员也需负连带责任；不能及时发现的，也要被追究责任。惩贪是必须的，但是李勉的随意性太强，法律和“人犯”全成他掌中任意揉捏的橡皮泥了。我们应该有理由否定其办案的合理性。

    “从重从快”和严格执法的统一，归根结蒂是“从严”。“从严”的一层意思是“严厉打击”，“从重从快”本身就是其具体内容：“从严”的另一层意思则是“严格依法办案”，它包含了公正和严格执法的内容。不严格依法办案或执法不公正，都是亵渎法律，都是枉法行为。

    以“从重从快”之名，图政绩树个人威权，留人以“挟嫌报复”之口实。自古至今，李勉不是惟一，从者甚众。和那个故意顶撞李勉的吏卒一样，我们现在的有些所谓“顶风作案”，有的是“驳”了某某的面子，有的是“不听招呼”。有人因为这样的“顶风作案”，怕人家说自己“太过孱弱”，而不按法律来，便狠下杀手。

　　（上海　茅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