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其薪酬水平、履历和资历等各类资料，市民都可以从政府网站上查询到；包括退休，以各种方式离职的高级官员的去向，更在公众视线之内。

    一名香港特区政府的高级公务员，退休后获邀出任地产公司高管。因在政府从事过7年的地政、房屋管理工作，他的新“饭碗”备受舆论关注。

    特区立法会专责小组耗时两年、花费1750万港元进行特别调查，认定审批存有漏洞，并提出改善意见。（《 人民日报 》12月15日）

    新闻中说，这位叫梁展文的退休高官“再就业”的消息一传出，社会舆论就不依不饶，质疑之声便不绝于耳。在各方压力下，仅仅过了两个多星期，与其签约的公司就宣布与梁无条件提前解约。紧接着，特区立法会就展开了调查。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人目不暇接！

    这在我们这里一些人看来，好象有些小题大做，已经是退了休的人，“再就业”也仅仅只有17天，根本没有、也来不及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更谈不上有什么腐败效应，何须这样大动干戈？

    而且在“再就业”之前，梁展文也依程序向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申请，并在由公务员事务局、运输及房屋局等部门多位官员把关后，最终由公务员管理机关——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审批通过。其所负责的业务范围，还是远离香港本土的中国内地，已经脱离了他的权力影响范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香港的舆论却是坚决不放过，让梁展文的“再就业”嘎然而止！特区立法会也闻风而动，迅速地介入，并不只是就事论事，还举一反三，从政策和制度上进行反思，提出了健全制度，堵塞漏洞的改进意见！从源头上、从制度上避免了再次发生这类现象的可能！

    反观我们，不仅许多退休了的官员到公司、到企业“再就业”，发挥 “余热”，再作贡献。还有的官员利用自己在职时积累的人脉、积累的资源，退休后自立山头自当头，自扯旗帜自招兵开公司、办工厂，享受权力的“滞后效应”，获得权力的期货回报。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过 “阜新市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说的就是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亚忱退休后，马上就以顾问名义强行进入了一家叫双龙的房地产公司。然后运用自己的余威，指使自己在公安局当副局长、当副支队长的子女，通过强打恶要的手段，运用法律、暴力的方式，把别人的公司占为己有。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更多的是退休后官员，特别是一些在职时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退休后马上进入企业、开办公司。还有些是正在事业巅峰的公务员突然辞官下海，经商办企业。不能够说，这些进入企业、开办公司的退休公务员，这些辞官下海的干部个个都会利用原来的权力搞交易，人人都会利用过去的资源做生意，都有继续弄权敛财的渠道，都有期权腐败的可能性。但是，还是免不了瓜田李下。而且这股风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地方刚刚卸任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有部门像香港这样较真，在问题刚露出苗头时就出手，在事情还在萌芽时就掐断。大多是等到问题酿成了祸，事情成了势再去扑救，是真正的亡羊补牢！

    实际上，治理退休公务员不按规定“再就业”，我们不是没有章法可依，没有条例可循。早在2001年，中纪委就曾发文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也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是，这些规定，在一些地方早就被人“忘记”了。公务员只要退了休，就没有人再去管理，再去过问。开公司、办企业只要交点税，还会被人认为是推进了市场经济，是创业模范，还会受到鼓励，得到表扬。因此，有些领导干部在职时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本进行投资，对一些企业，特别是那些前景看好的私企特别关爱，在政策、资金、土地、关系、感情上都多方协调，四处融通。在退休或下海后，再到这些公司挂一个实名，弄一个虚职，然后再坐享其成，静得回报，既隐蔽，又安全！

    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向香港特区学习 ，社会舆论死死地盯住退休官员、辞职官员的去向，监督机关也闻风而动，对退休官员、辞职官员的去向查个水落石出，并从制度上、检点有无漏洞？是否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还公众一个明白，给舆论一个交待。既可以避免官员的权力和金钱的“期货交易”；又能够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还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何乐而不为呢？

　　（湖北红安　张剑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