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18名复旦等校学生在安徽黄山风景区探险时迷路，24岁民警张宁海为救他们不幸坠崖牺牲。事后，复旦学生非但不反思与感恩，还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登山社谁来掌权，以及冷漠的“（民警）就该为纳税人服务”。 （12月16日《新快报》）

    人性与无道德的歧异，就在于对生命的敬畏心、对悲剧的痛感的有无。在“黄山事件”中，英雄警察的尽忠职守与复旦学生的冷漠两相映照，彰显出了人本意识与良心萎缩之间的可怕落差，也标记着他们各自的荣辱。

    对生命的猝然逝去，心怀悲悯本是人之常情；而当牺牲裹着为人奉献的热血时，悲戚与感动交集，难免会成为你我共同的缅怀表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

    民警张宁海的英年早逝，筑起人性的丰碑，也激起了人们的彻骨之痛。 18位为求冒险刺激、贸然入禁区的学生，理应愈加悲恸和感佩。

    不幸的是，英雄长逝与被救学生的生死关联，竟换不来痛感。没有悼念、大谈公关、惦记着权力争夺等事后表现，只见冷漠不见人性。而“民警就该为纳税人服务”的冷语，对民警“身体素质”的嘲弄，更是冷血至极：通过“公权力与纳税人”的身份转换，民警的死成了轻飘飘的“应有的服务”，而他们的过失，也在“警察责任论”下漂白得干干净净。

    乍听之下，学生们的心安理得似乎情有可原——救公民于难，确实是公权的责任所系；若是见死不救，难逃怠职之嫌。至于警察遇难，则是权力救济中的意外之灾，不能将全然怪罪于冒险的学生。

    但堂而皇之的“警察责任论”，却是对人性的伤残：在“概念转换”下，民警的生命重量轻如鸿毛，死不足惜；救人也成了无血无肉的“应付指令”，淡去了人本主义关怀……公权救济俨然是“一手拿钱，一手救命”的交易，而施恩与感恩的情感线，被“救与被救”的权责关系一刀剪断。

    “救人是警察职责”的常识，从来都与“滴水恩，涌泉报”式感恩、敬畏生命的道德命题并行不悖。 18名学生固然不必为民警 “舍身救己”过度忏悔，但是，至少应对民警们心怀感激，对张宁海的死去而扼腕追思吧！再怎么说，民警之死都与自身的草率妄为休戚相关，让民警为“驴友”们的我行我素埋单，难道就不该心生愧疚？

    然而，被救学生仿佛事不关己，不仅没像常人那般追悼逝者，还嘲讽警察“身体素质”。如此冷漠，无疑是道德底线的沦落。连对逝者的尊敬都没有，何谈“结草衔环”的感恩情怀呢？纵使他们学识丰富，成绩优异，道德的败笔也注定让他们成为“人格上的矮子”。

    学生的冷漠，昭示着道德教化的挫败，社会道德氛围的薄弱。栋莫如德，“德才兼备”本应是大学生的基本素养。可名牌大学生的道德退化，却跟当前教育“重分数而轻德育”的沉疴，人本价值在社会的坍塌撇不清干系。若是教育生产出的只是“得分机器”，而不是灵魂健全的人才，良知教育的“缺血”是否需要尽早补养呢？而重塑人们对生命价值的信仰，也不容忽视。

    没有人能原谅对生命的冷漠，社会温情的搭建，需要对耻感与良知的坚守。复旦几名学子的冷血，终究跳不出“道义的悖论”——警察救人天经地义，可漠视他人生命难道就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