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抽烟。作为写作者，抽烟往往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曾经抽过一阵子烟，时间不长，瘾头不重，坚决戒了，一刀两断，一根不抽。

　　与喝酒相比，抽烟的问题在于影响别人。通常来说，喝酒是一个人的事（酒驾除外），而抽烟者吞云吐雾则会影响旁人。这就是所谓“二手烟”的危害。早在1992年，“二手烟”就已被美国环保部门列为“一级致癌物质”。研究表明，长期生活于弥漫“二手烟”环境的人，患上肺癌及心脏病的机会将大幅增加。有一种说法，甚至说“二手烟”的危害大于“一手烟”。全球每年约有500万人死于和烟草有关的疾病，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国，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二手烟”的危害如果不及早防治，将会带来严重的医疗负担。正因为“二手烟”有无可辩驳的危害，所以文明社会都要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最新统计资料表明，我国“二手烟”受害者已多达7.4亿，而2007年这一数字还是5.4亿，当年中国烟民3.6亿、“二手烟民”为5.4亿。再过几天，至2011年1月9日，是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根据该公约的要求，从2011年1月起，我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这就是说，从2011年开始，中国公众应普遍免于“二手烟”之危害。但相比于3年前，事实上“二手烟”受害者却增加了2亿人。

　　或许可以这么说，如今时代甚至比林则徐那时候的“禁烟”还要难。有报道说，我国150个城市和地区的“禁烟令”无法可依难以执行。像武汉市，禁烟5年没开出一张罚单。早在2005年，武汉就曾发布《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明确规定了8类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对不执行的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但因为执法人员和执法力度不足，“禁烟令”成为一纸空文。（2011年1月3日《成都商报》）

　　中国控烟工作形势严峻，却又责无旁贷。不久前，我作为杭州市政协委员，参加了一次关于杭州建设健康城市的视察。公共场所禁烟，是建设健康城市的重要内容，杭州致力于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通过广泛的宣传落实，形成了良好的声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公共场所禁烟，是一项真正的“综合工程”，与社会文明程度有关，与公众舆论环境有关，与吸烟者个体素质有关，与单位内部的落实状况有关，与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有关……我们参与视察的政协委员，普遍希望杭州能持之以恒，加大检查督促的力度，把这项有利于万众的功德无量的工作恒久地抓好。

　　几年前我访问德国和瑞士，真的非常佩服人家公共场所不抽烟的文明，那完全已经成为一种自觉，一种境界，一种无形的有力的约束。入住旅店，主人往往先问一句：“No smoking？（不抽烟？）”我们齐声回答：“No smoking！（不抽烟！）”曾几何时，我们与人交往，递烟算是沟通的最佳方法，敬烟算是对他人的尊重，送烟则是“走后门”的必要礼节……如今，“研究研究（烟酒烟酒）”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送烟、分烟已普遍不被看成是文明的表现。这是“烟文化”层面的一种进步，但是，个人抽烟影响公众的情形依然严重存在，原本抽烟的人即使戒烟了，也由“害人者”成为“受害者”。

　　公共场所禁烟，关键在执行力。光凭“自觉”是不行的，有“绅士”风度的毕竟是极少数人，自律很可贵，但更多的需要他律。马克·吐温有句名言：“戒烟比什么都容易，要知道，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希望这话不要变成“公共场所禁烟比什么都容易，我们已经禁过一千次了”……

　　用一个时髦词来说，那就是：禁烟，要“给力”！

　　（杭州　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