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两会”上传出消息,广州市公车将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经批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试点单位估算，拟按照每公里1.5～1.7元收费。

    给公车装GPS防止“私奔”，表明了广州对遏制公车私用的决心。不过，对于某些曾“身经百战”，破解过无数法律法规、红头文件的人来说，逃避小小GPS的监控，他们恐怕也会信心满满。尽管如此，装GPS、多一点监管总比少一些好。

    如果说公车有偿使用是一道多元多次方程式，那么其第一步必须解决“公”与“私”的界定。“公”与“私”本不难厘定，不论哪一级别官员，除了上班、出差、开会等公务，其他都是你的私事。而在公私不分的语境下，无事不“公”，无时不“公”，吃饭唱K、送儿女上学、陪老婆逛街……都成了“公”事。第二步则要确定监督主体。公车私用，谁来监督？除非给每一位公车使用者都配一位监督员，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贴身监督，否则只有天知道我们的官员成天开着公车在干什么。第三，即使上两步都得到精准的答案，有偿使用的钱交给谁，仍是一道事关成败的关隘。如果“靠自觉”，把钱交回自己单位，岂不是在玩左袋入右袋的游戏？

    举目国内，公车治理就像公款吃喝一样，越治越凶，难有建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往的治理多局限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进行微循环。众所周知，人与公权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总在挣脱外界束缚，扩充权利空间，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不仅要靠权力的内部制约、自我克制实现公车的善治，更要善于利用公众监督这个成本更低、效率却不低的渠道。

    正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给公车喷上特殊颜色或者标志，像出租车一样，让公众一目了然。相信稍有正常思维的公车使用者都会明白，开这样的公车去桑拿按摩、接送子女上学等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如果再进一步，像于建嵘发起“随手拍”行动一样，倡导公众手机拍摄公车私用，可以想象，公车私用现象一定会大为改观。而且，走群众路线绝对是一条成本最低、效益最佳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