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杭州拱墅区纪委参照香港廉署“喝咖啡”谈话制，在茶馆设立喝茶“谈话点”包间。据悉，出现7种情形，区纪委可启动“喝茶谈话”。该区纪委信访室主任张路红说：“‘约喝茶’不是启动调查程序，只是针对一些异动、不良苗头的提前介入，属廉政提醒和预警……”（3月2日《人民日报》）

    诚然，若“喝茶谈话”真能引进香港廉署“喝咖啡”的制度内核，而非学学别人的表象，甚至变成一种细密而可靠的机制，那既可以提高防腐的工作效率，又能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适时、全程的约束、监督。特别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及时扭转一些官员思想中“开小差”的倾向。但纵观该作法，我感到区纪委所请喝的这杯“茶水”的防腐的“茶味”还是淡了些，可谓一点不浓。

    关于香港廉署“喝咖啡”谈话制度的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喝咖啡”的现场气氛不错：防腐反腐拒腐方表情或平缓或凝重，被请方表现或轻松或顿悟。不仅廉署由此核实和掌握了部分举报情况，让被请“喝咖啡”者对“苗头”问题有所警觉，意思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而拱墅区推出的这种“喝茶水”制度就像一柄反腐利剑将腐败遏制在苗头阶段，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试想，某官员当他首次“蛀财”，就被纪委请去“喝水”，这对其内心深处的触动应是较大的。这时，纪检部门的劝诫，可谓“诫”到了点子上。

    可难就难在这个“苗头”的发现上，谁来发现？从毕玉玺、马德、韩峰等倒掉的贪官来看，无一不是“贪毒”早已侵入骨髓，致国家财产受“重伤”，才被揪出来的。这些贪官反腐作秀方法很多，会上说清廉唾沫横飞，一转身却是贪赃枉法；拿写“局长日记”的韩峰来说，平时大家称他文质彬彬，很有才。甚至有的地方还形成了一种官场“逆淘汰”的潜规则。就像卖掉数百顶官帽的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与原市长王慎义，就荒唐地订立什么“君子协议”：各自瓜分东西半城的建设发包权。有此类形态存在，你能巴望在这个“潜规则”中的官员会在乎区纪委请喝的那杯茶水吗？

    应该说，我们当今反腐紧缺的并非诫勉，而是行之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公权运行的机制。若权力未得到监管与约束，一切公权力都有私用的可能。既然我们深知“权力在手、脚要乱走”，深知掌握干部升迁大权者“清正不易，卖官频现”，目睹着像石发亮、曾锦城、董永安一类落马道路工程的交通巨贪中，几乎都将 “黑手伸向工程”。那我们理当先期削权，把提携干部的大权部分削减交群众评议，把工程发包权一举削掉交专家集体决定，让纪检监察和舆论监督一举前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绕开制度的刚性构建，靠在专设的茶坊里一两次语重心长的提醒或诫勉，仍有可能踏进形而上的怪圈。要真正起到香港那种港人最津津乐道的“防腐剂”作用，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在我们实行“喝茶谈话”的同时，不妨从制度上设置防腐体系，让每一个公共建设项目，都行走在阳光之下；让每一名干部的提拔任用，都必须公正、透明，一把手无权提携干部；每动一分税款，都得严格按财经纪律依法进行，一把手无权轻易开支。

   (成都　周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