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2011年福布斯城市古典商业街区发展国际论坛上，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提出，上海豫园应大力提高其商业品位，取消一些较为低端的店铺。豫园，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一个旅游胜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对于只有700多年历史，缺少旅游资源的上海来说，豫园无疑是一块“城市名片”。

    在改革开放以后，豫园成为小商铺的云集之地，一度成为辐射整个华东地区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不少今天已经成为“成功人士”的商贩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豫园也因此出现了中国资本市场早期最为热门的一家上市公司豫园商场，其高达1万元的股价直到今天仍然是投资者的美好记忆。当然，小商小贩云集之地，在一些具有“城市洁癖”的人看来，必然是脏乱差的场所，余秋雨提出要取消低端商铺，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

    但是，城市的商业生态到底应该服从民生的需要，还是服从城市管理者的愿望，却是一个值得认真考量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商业文明的出现无疑是为了满足民生的需要，它的发展程度必须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相适应。今天我们经常拿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来证明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其实那就是古代的豫园，放在图上固然好看，放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也会让余秋雨这样的人物皱眉不安。

    上海的豫园商场之所以能够发达，其实是因为适应了上海本地和境内外来沪旅游者的基本消费需要，能够用便宜的价钱买到在别的地方买不到的货物。豫园为海内外旅游者所津津乐道，除了在上海难得一见的豫园的庭园文化，更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市场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这里的小商铺，其实早已与豫园融为一体，把它们取消了，剩下一批金碧辉煌的大商场，摆满了豪华的奢侈品，豫园的特色恐怕也就没有了。

    余秋雨无疑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成功人士，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文化领域，近几年已经伸展到了经济领域。他依靠著作的版税，已经成功地跻身于“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而他在徐家汇商城的股票投资，更使他一夜暴富，成了亿万富翁。我们不知道他在成为富翁以后，他的生活是不是已经锦衣玉食，但可以想见的是，他应该已经不会再像普通民众那样，每天面临“开门七件事”的烦扰。

    但是，如果余秋雨只是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以为人人都能像他那样喜欢和追求奢侈品，厌恶低端商铺，那只能认为是他的一种偏见。我们不妨请教一下余秋雨，把低端商铺从豫园清理出去以后，它们应该在哪里生存？是把他们迁移到城市的棚户区去吗？以余秋雨的身份，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是断断不会涉足那些底层民众聚居的场所的，他发出如此宏论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余秋雨所发表的观点，充其量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豫园的管理方已表示学者的意见将被进一步探讨，言下之意是不一定会采纳。但是，余秋雨发表的这个观点，仍然警醒我们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市商业的建设到底应该以什么为目标？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曾经流行过“经营城市”的观念，直到今天仍然很有影响。这种理念把城市的管理当作一门生意经，低端商铺在他们看来不仅有碍观瞻，而且赚钱少，因此理当让高档商品所取代。

    余秋雨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市场，在我国不少城市粗暴地驱除低端商铺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就这样，民生的基本需求被搁置一边，消费者不断地“被富裕”、“被奢侈”，贫困者只能退守城市边缘，社会被人为地撕出裂痕并且越撕越大。

    豫园和一切类似豫园的场所，不是余秋雨们的“专有特区”，不是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当然不必排斥高档商店，不必排斥奢侈品，但是，我们不妨也请余秋雨以一个人文学者应该有的广阔胸怀，包容低端商铺，包容底层民众。       (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