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观是什么？正如一个小品段子里说的那样：“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着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身上穿了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先蹲到那里了，你就比我幸福”。

    基于这种幸福观，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因此常遭到他人的奚落，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他们说我胸无大志，不像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把解放全人类做为幸福，尤其是为台湾同胞的水深火热而愤愤不平，摩拳擦掌；我的祖母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拥军模范，她以夜以继日的做军鞋为幸福，因为姐妹们常常比赛心灵手巧，因此针锥子不管扎破谁的手，谁都是一脸的欢笑；我有个大伯是生产队长，他的幸福是每天掌握着敲钟权，派活儿权，土地承包后，他就郁郁寡欢，得了食道癌。我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对幸福的理解总是那么简单和浅层，我看着谁的球鞋比我名牌，谁就比我幸福；谁能吃肯德基谁就比我幸福，谁能考上北大清华谁就比我幸福。再后来，我的幸福观就简直不登大雅之堂了，我认为，谁是官二代谁就幸福，谁能搞腐败谁就幸福，谁还没毕业就能把名字写进政府某个单位的花名册或着领上一份工资谁就幸福，谁的蹩脚条件能被招聘委员会量身定做谁就幸福。请不要给我讲道理，也不要给我讲主义。我肚里饿着呢，都快十二点了，我还没吃早点呢。你都年过花甲了还知道老牛吃嫩草，我正是如狼似虎的青春少年，我还打着光棍呢。

    父母说我，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说得我烦了，我顶他们一句：那某某长的孩子吃过苦中苦吗？他一个中专学历，怎么能忝列公务员队伍呢？那某某老板的小姨子，说好听的，像温室里的花朵，说实在的，是塑料大棚里的茄子，她什么风雨都没有经过，凭什么拿到广播电视的金话筒奖呢？而别的守身如玉的女主持，女导播，几年十几年经风经雨，怎么总是见不到彩虹呢？

    以做军鞋送鸡毛信为荣的奶奶，73岁那年想让县妇联报销几百元医药费，果真能如此那便是她晚年的幸福。可她自找没趣味，找来找去，赔了五百元路费，生了一冬天闷气。那个一敲钟就幸福感涌上心头的队长伯伯，死后留下个遗孀，我管她叫大娘。大娘说，那个时候，虽然吃的赖一点，穿的破一点，但心里也不觉得苦，穷乐呵。现在吃穿不用愁，可总是让人不舒展。她所说的不舒展，其中就包括二儿子上访时被打折三根肋骨，也包括她死后不想火化，但必须交5000元土葬费。即使交了土葬费，也担心到了还是被火化，因为她怀疑乡村干部都是癞皮狗。

    看来，幸福观这种东西，也是个变数。骗子给施主念经文，说舍得钱财就是幸福。贪官给群众讲奉献，说学雷锋就是幸福；而他自己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幸福不是能随便糊弄和支应的，它不像是个帽子，戴给谁谁就不冷，也不像是个裙子，让谁穿上谁就体面漂亮。幸福不幸福只有天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要瞎搀和。由此我总结，上世纪人们的幸福与不幸福，多是在精神层面上，不乏阿Q；现代人的幸福与不幸福，是多元复杂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具体到我，坐在马桶上看书就是幸福，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就是幸福，但若心里有话憋在肚里，如鲠在喉，或者给了我个平台，让我有意见到厕所里倾诉那就是痛苦。

    机会公平就是幸福，当不当公务员无所谓，让我考试就是幸福，当不当村长县长无所谓，能参加选举，有一张选票就是幸福。对话和交流就是幸福，解决不了问题不要紧，只要不踢皮球不弯弯绕，只要不围追堵截，能当面说明情况，通情达理就已知足。夜不闭户是幸福，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警惕茅屋被扒何来幸福？天马行空是幸福，走路都提心吊胆，害怕被送进疯人院何来幸福？

    老百姓幸福不幸福，究竟有多少幸福，不应该由政府或官员说了算。如果政府和公众对幸福的理解有千差万别，就保不准，政府越是致力于做的越是事与愿违，群众并没有体会到那就是幸福。法国作家沃维纳格说过，给别人带来不幸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借口，那就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幸福是心里的一种体验和感觉，谁都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充当代言人。幸福不是由组织和领导决定的，幸福好比哑巴吃饺子，老百姓在心里数着呢。     (郝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