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他表示，这几类人员包括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者、涉嫌吸毒者、卖淫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中国日报》4月11日)

    为了城市某项大型活动的安全，便将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本地，这一充满治安“洁癖”的社会治理思路，无论初衷怎样、最终效果如何，从法治角度看，其本身显然已经很“高危”了。

    这种“高危”表现在，城市管理者主要凭主观性很强的可能判断，随意给某些人贴上“高危”标签，事实上奉行了“有罪推定”非法治逻辑。审视当地对所谓“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许多显得相当含糊、不确定的标准。如“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可能危及他人或公共安全的人员”等。既然只是“可疑”、“可能”，而非确凿事实，如何就能判断他人“高危”？在法治语境下，任何法律惩戒都必须是讲证据的，而且还应证据确凿。否则，仅靠没有具体证据支持的“可疑”、“可能”，便实施惩戒，便已沦为一种“高危”的非法滥权行为。

    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危”还表现在，即便这些人群确系“高危人员”、“构成现实威胁”，当地警方草率地将他们清出深圳，其实也是一种无法可依的做法。很明显，无论是在治安管理，还是在刑事惩戒方面，目前我国的法律都没有将本国公民从自己国家的某个城市“清出”这样的惩罚措施。任何一项合法的政府公共管理行为，都不仅要“以事实为根据”，也要“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治原则。否则，超越法律授权行事，必然是执法犯法的“高危”之举——— 在某种程度上，此举事实上变相恢复了此前已被明令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依据国务院去年出台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此外，从依法行事的角度看，如果“高危人员”确实造成了现实的治安危害，警方仅简单地将他们从本地“清出”，同时也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嫌疑。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治安违法行为，完全可以采取“警告”、“罚款”、“拘留”等多种法定处罚措施。现在，当地警方只是一味地按身份标签“清出”，而不是严格地按具体行为依法处罚，显然又是一种“高危”的非法治非理性行为。不仅涉嫌“有法不依”，而且也会给人留下“以邻为壑”的印象——— 如果这些人员当真“高危”，“清出深圳”之后，对于其他城市难道就不“高危”了吗？

    以“高危”的政府行为本身，来清出“治安高危人员”、将之一驱了之，城市眼前一时的治安秩序或许可能得到好转、清净，但是一座城市一个地方长久的治安秩序、法治秩序，可能因此得到根本维护吗？相比于这些“高危人员”，政府自身的“高危”治理行为，对法治秩序的破坏创伤是否更为巨大呢？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