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没有特殊的阅历并进入相当境界的人不仅说不出来，要理解都很难。曾锦春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说的“依法腐败”，就是典型的例子。“腐败”是与违法甚至犯法结合在一起的，既是“依法”，又怎能“腐败”得了？

    曾锦春是在狱中接受“反腐学者”王明高先生访谈时说到“依法腐败”的。王明高请他就自己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他说了四条。“依法腐败”在他说的第三条中，原话是：“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显然，他所说的“法”，指的是纪委书记担任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行政法规，他是“依法”介入这个“赚钱的地方”的，他是“依法”攫取这个“腐败”的机会的，这便是他所谓“依法腐败”的真实含义。

    依照曾锦春的这种逻辑，他说的其余三条，也都在“依法腐败”之列：第一条是“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第二条是纪委书记任“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第四条是纪委书记任“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无论是“选拔干部”、“矿山整治”，还是“大要案协调”，都是“权力资源”之所在，都是可以“从中捞好处”的地方，也都是“腐败”的“易发区”或“高发区”。让纪委书记介入此类领域，原是防止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员滥用权力的举措，他们应当依法行使监督与检察的权力，曾锦春一类人却只是“依法”介入，没有依法监督，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三种情况：

    一是见者有份，利益均沾。例如工程建筑，按曾锦春说，这个腐败的“高发区”的利润是20%。此道中人肥得流油，这使已经“依法”介入的他眼红心动手痒。那么，按照阿Q的逻辑，和尚摸得，凭什么他就摸不得？他要不“摸”，和尚们也都别想“摸”了。你说，在那个领域贪赃枉法的人们，是不是巴不得他也一起“摸”呢？

    二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例如选拔干部，曾锦春明白，这主要是“一把手”的“权力资源”，虽然也要通过“纪委讨论”，但那只是“形式”。他“依法”介入了，但只将这种“讨论”当做“形式”，来个走过场。作为市委书记的李大伦，还“到处插手招投标”，曾锦春也眼开眼闭。于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

    三是贼喊捉贼，乘机整人。例如矿山整治，曾锦春说，他的“钱都投到矿里去了”，本想“把矿开好后再给家里一大笔钱的”，这种官商不分的“矿山”，本身就属整治之对象，让他去负责“整治”，岂非与虎谋皮？又如“大要案协调”，曾锦春说：“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如此“协调”，岂非趁机整人？

    不难看出，曾锦春的“腐败”，仍是因为滥用权力，并非因为“依法”。所谓“依法”，只是使他获取了腐败的“易发区”或“高发区”的“准入证”，只是让他“名正言顺地介入”这些腐败“易发”或“高发”的领域。

    将加强法制建设和反腐败的力度，等同于加大纪检委、公检法、反贪局等纪检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权力，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纪检、执法部门的权力，依然是权而不是法，只要缺乏监督，照样会被人滥用而导致腐败。只是这种“腐败”比一般的腐败更难对付，因为多了一层保护膜，那就是所谓的“依法”。             (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