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CCTV《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50年收费路的背后》曝光广州花都公路收费站收费期限长达50年，远远超过国家最长30年的规定，收费所承认目前1年收费4000万左右，而当地媒体称18年来至少收费10亿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去向不明，当地政府部门一直对资金去向避而不谈。记者近日调查根本找不到经营管理者广州花都区新东华公司负责人。一些部门回应称“这不归我管”。

    一个收费站收费期竟达50年，一年收费4000万元，18年收费至少10亿，而且这些钱大部分去向不明，这的确够让人震惊了。但这仍不算新闻，这仅仅是被媒体曝光了的案例，未曝光的，几乎在各地普遍存在。超期运作的收费站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所有车主无不摇头叹腕：中国行路难、开车贵，咋一个“收费”了得！公路这种“雁过拔毛、车过拔轮”的现象在中国已成“公粪”，就是无法铲除掉。纳税人的辛苦钱在出行过程中，白白地拱手相送到这些“路神”的腰包里去了。

    在被问及收取的钱归于何处时，当事人不是双手一摊，就是转身溜人，一句话，要问钱到何处，总以“不知道”示人；要问谁给你们的超期收费特权，他们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显然，这是部门利益绑架了公共利益。在地球上，像这样的在公共事业上超规格、超时段、超密度设卡收费的国度并不多。我记得曾在《环球时报》上读到一篇报道，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说：“我们目前一条像样的收费公路都没有……远东地区的公路费用只是中国的1/10。我们应向中国学习公路收费制度。” 这话对收费者来说，表面上是表扬，实际上是讽刺。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公民出行难、运输贵痼疾，年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的痛斥声似乎已形成一条大河。但一些垄断收费者，仍抱着“此路是我开，此桥是俺栽，要走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的思维难丢。一份权威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收费公路大约共有14万公里，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即我们一国的收费公路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两倍还多；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国的高速路通行费比发达国家的还要高，在世界13个国家 1600公里通行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中，中国以超2%的比例居首，而美国不到0.3%。

    映入出行者眼帘的是，有的路段在50公里之内就有3个收费站；有的高速公路收费都30年了，还在为“还贷”收费，而每年用于还贷的金额还不及收费款的十分之一；有的过桥费都收20年了，别说建桥费早已收回，就是造一艘航空母舰的费用都收够了；拿花都公路收费站来说，居然只顾闷头收费不顾收费已过半百光阴；之前有关部门对广东省管非经营性收费站的审查显示，在74个公路收费站中，预测还贷期超过30年的收费站有33个，有6个还款年限超100年，其中河源江面收费站要756年。

    实际上，国务院2004年9月颁布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公路发展应坚持非收费公路为主，但这像一纸空文。当前，我们亟待用法律手段去推动出行者权利与意志的表达，让每一个公路收费站置于人民的监督眼下，使每一条公路不得不公布其建设期与收费用途及收费截止期。从而逼使超期、超额收取的费用全部吐出，跟进法律惩戒让其双倍吐出“多收的三五斗”；并且让违法谋利者和上两级行政管理者捆在一块儿严厉问责，从而依法、从快地整治公路乱收费歪风，给公众和历史一个交待。

　　（成都　　周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