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钱江晚报》报道，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向记者反映基层监管问题：现在的财政供养机制不是很顺，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就从收费、罚款中出。所以，执法中即使发现造假也不能罚死，罚太狠了，下年找谁收钱去？

    一年多前，上海浦东发生轰动全国的“钓鱼执法”，今天又有“养鱼执法”。而且，“养鱼执法”比“钓鱼执法”更可怕，更可恨。“钓鱼执法”固然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与法治精神相背悖，但至少被执法部门钓到的“鱼”本身或多或少存在着违法乱纪现象（黑车非法营运），“官”与“贼”的界线尚存，而“养鱼执法”，两者的界线已经模糊。

    执法部门把违法者当成“鱼”，要想源源不断有鱼吃，就必须放水养鱼，不能赶尽杀绝，个中存在如此简单、直接的利益链条，“食鱼者”怎么可能竭泽而渔呢？怎么可能视食品领域的违法行为如眼中钉呢？即使不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至少也会睁眼闭眼，把“鱼”养大养肥。执法者从违法者身上获利，结成利益共同体，伤害了国家司法体制，背悖了政治伦理，为法治社会所不容。对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来说，执法者从违法者身上获利，更是对公众的健康、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可以说，执法者对食品生产违法犯罪的每一次纵容，都是对公众的一次犯罪。

    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形势严峻，几乎到了食无可吃的地步，照这种态势发展，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公众的幸福感从何而来？食品安全乱象丛生，几乎看不到事前监管动作，体制力量几乎都是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才有所反应，消防队式救赎。体制上存在法规不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等原因已经损害了执行力，而执法经济的存在更是雪上加霜，让仅存的一点力量化为乌有。

    一方面，中国行政成本全球最重，“三公消费”每年数以千亿计，公款吃喝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公共财政却拿不出钱来供养执法人员，要他们自己去“觅食”，自生自灭。执法权便在利益的诱导下越行越偏，越行越远，使监管领域出现“索马里化”。食品安全，从道德到法律，从体制到行政，千头万绪，河山有待重整。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监管体制，更加明晰的监管责任，更有力的惩诫体系，加大事前监督力度……是摆在管理者面前长期的任务。但目前更为要紧的是，破除执法经济，切断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利益脐带，摆正执法者的位置，再辅以其他手段，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管治。

    执法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这个角度审视，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对任何“执法为利”的执法经济说“不”。

　　（广州　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