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又遇到了死角。大到中央级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的时评版，小到一个城市或地区的都市报时评版，每天刊发的时评的总是聚焦在那么三五件焦点事情上。

　　时评过于追求热点，一方面使时评写作者出于发稿的考虑，在选题时不得不向热点靠拢，造成无数人同评一个话题；另一方面时评版的编辑在进行稿件的取舍时，为了能在具有眼球效应的事件中发出声音，彰显地位，也常常选取以焦点事件为由头的时评刊发，以免错失扩大本报或本版面知名度的良机。2003年南方都市报冲破重重困难，率先披露孙志刚事件，并发表署名社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经全国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后，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导致了《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这在中国媒体界是何等辉煌的大事！可在孙志刚事件中，“青年话题”却出人意料的沉默了。后来，李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提到“我认为自己做了一份有益的事业，也有过很多遗憾和失误。其中最大的一次失误，恰恰与南方都市报有关。2003年春天，孙志刚案发生。当时，由于我对此案不太关注，更由于北京正在闹SARS，人心惶惶，完全没有心绪，就没有参与关于孙志刚的评论。直到那年夏天，五博士就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最终导致几十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何等辉煌而出人意料的结局！消息传来，我瘫坐在办公桌后边，两手死死抱住脑袋，整个人都被惭愧、懊悔、自责等情绪给抓住了。由于我的懈怠和迟钝，我错过了与南方都市报同人分享胜利喜悦的机会。”

　　很显然，“青年话题”在孙志刚事件中的沉默，并不只是“北京正在闹SARS，人心惶惶，完全没有心绪“那么简单。南都时评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深深触动了李方，令“主张编辑尽量不要把附加个人价值观念的好恶带入稿件的遴选中，编辑甚至不可以‘引导’、‘弘扬’、‘摒弃’什么，他只需要维护好版面的秩序，尽量保持不同作者不同观点之间的原生态。”，奉行“无为而治”的李方开始“检讨我们（《中国青年报》与《南方都市报》）在评论理念上存在的分歧。”

    好的时评理念当然值得借鉴，但当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时评版同用“南都时评”一个思路操作时，好事就变成了坏事。纵观去年发生的几起焦点事件，如重庆“钉子户”、山西非法用工事件、“纸包子”丑闻、华南虎照等，包括“青年话题”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时评版，其参与的积极度并不亚于《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都市报时评的标杆，其“更愿意做一个自有建设性主张和立场的阵地” ———精英化的时评理念，在全国各地的时评版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相似度极高、彼此间毫无特质的时评版，为“一稿多投”在客观上创造了可行性。“一些理念准则上的厘清，对于媒体时评的面貌认知与价值认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可惜的是，遍地开花的时评版，真正思考和定位自身“理念准则”的是少之又少。

    出路：把发言权交给有实际生活经历的人

    与传统的规模宏大的评论和杂文相比，时评的选题针对性更强，反应也极为迅速，“一切求实，不在民主、自由等理念上做过多的纠缠，立足于一事一议，说完说透就算，不搞传统评论所追求的影射、旁敲侧击那类东西。”

    相对传统的杂文，时评的“短平快”特点更符合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需求。时评重视时效性是好事，公众需要在海量的消息报道中看到“这意味着什么”、“这影响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的解读。但在报媒进入观点竞争时代，全国各地时评版和栏目遍地开花，网络原创时评兴起（如新华网评、红网红辣椒评论）之时，当今时评出现了“当日新闻当日评或次日评”，过于追求时效性的现象。过于追求时效性，使得在面对同一个具有评论价值的新闻时，写作熟练的时评能手在较短时间内“赶”出文章并得以发表——助长了“‘大牛’盘踞版面”，也造成时评文章总体质量的下降，因为缺乏充分的时间组织材料，积淀观点，即便是“大牛”，匆匆下笔的文章也大多是直观上的反应，观点不新颖、论理不独到、分析不透彻，文章的可读性不强。马少华就认为：“可能有的人写得多一些，掌握了一些规律。但一个人，不是对所有问题都能发言的。对特定的问题，有特定利益、特定兴趣、特定知识的人出来发言，这应是正常和普遍的情况。”此外， 过于追求时效性带来的时评虚假繁荣，非但不利于时评的长期发展还会在客观上造成时评写作队伍的固化和时评行文的“八股化”。

    时评写作队伍的固化，导致写作能手们超出自身长期关注的方面“越界发言”。时评选题涉及政治、公共管理、经济、社会、文艺等多方面，“一个人的视野再广阔，总有所见不及；一个人的思想再深刻，总有所虑未得”，超出作者研究和长期关注领域的文章，即便是“大牛”的作品，质量一般也不高。国内一些有责任心的媒体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南方周末》评论部在给投稿作者的回邮中这样写道“如果你在银行工作，谈谈银行的问题；如果你是老师，谈谈教育问题；如果你是法官与律师，谈谈你办案的亲历，福州的读者请说福州的事，杭州的读友请说杭州的事，这样现身说法，更有真切感，发表的几率会极高。我们最不欢迎那些空对空且套路化的长篇高论。”

　　无独有偶，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冯雪梅也在多个场合表示“青年话题”欢迎“特别重视那些有着个人生活体验和个人生活信息的评论稿件”。中国人民大学马少华副教授也认为，评论中的个人生活体验和个人生活信息可能会削弱公共表达的效率，使整篇节奏相对缓慢，但对打破“时评八股”，带给读者亲切的气氛，勾起共同的感受，在“感受”层面上吸引读者有着独特的效用。

    从表达渠道而言，当前的时评“更广泛的表达，更多人的参与”的愿望与历史角色还没有根本实现。对于“青年话题”而言，初衷是让大嘴小嘴都说话，但还没有真正实现公民写作，“校园来信”栏目的作者大都不是学生或老师，“百姓说话”也成了“写手说话”，本该是全社会意见平台的版面，却异化成了写手的意见园地。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写手群体的出现抽离的大众发言的丰富内涵，也背离了时评版开办的初衷。最重要的是，职业写手群体发表评论的主要目的不是表达意见，而是为了稿费（写手们称之为“米”）——发稿功利化，这是导致“一稿多投”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发表而写，为获取稿费而拼凑观点的时评，其质量可想而知。再者，虽不能说“校园来信”栏目的文章全部都由校园中的人写，“百姓说话”都由“草根”写，但在涉及校园和百姓生活的事事面面上，身处其中的人更有发言权，传递出来的诉求也最真实，而不会出现时评文章“空对空且套路化”的现象。如何解决时评缺少地气的缺憾，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主任李文凯认为：“一种更接近现代评论形态的操作模式是值得的尝试的，那便是设立评论记者，以采访的方式获得选题的价值与内容，成为立论行文的背景。”这一想法，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赵振宇教授提出的评论记者建设机制不谋而合。2005年秋，赵振宇教授支持的全国首届新闻评论方向班正式成立，首批招收18名本科生，经过两年系统的教育和实践，新闻评论方向班学生已在《大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中国新闻周刊》等知名媒体发表时评50余篇，成绩喜人。在赵振宇教授的策划下，《嘉兴日报》于2006年3月在全国地市报中率先成立了新闻评论部，建立评论记者机制，此机制实施两年来取得很好的效果。在2007年末召开的“全国第三届评论高层论坛”上，《嘉兴日报》在时评方面的探索性举措，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好评。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闻学新闻评论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