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上海表示，必须改革当前医院补偿机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病，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他指出，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实施的按项目付费、药品加成等，构成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不仅落后，更构成对医务人员的腐蚀，鼓励医院以创收为导向，造成药价虚高、诱导服务、医患关系紧张、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在这样的补偿机制下，公立医院无力控费用；应借鉴和开展按病种付费等改革探索，优化质量、优化服务、降低成本、控制费用。（7月4日《新京报》）

    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的确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关键在于如何来改？难也正在难在此。多年来，为什么自上而下对这一种运营机制炮轰鞭笞不断，但却依然祛除不了这一种怪物？问题及阻力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往往是改革刚起步，因为利益与矛盾难调和，实质性的一步总是迈不过去。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以我这样一位医生的视角来观之，“不开一粒药，医生也能富”或许才是最好的补偿。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却是那一种最糟糕的补偿。医院靠卖药物，尽可能多的卖药物及检查，才能正常运转。作为医生，很多时候，你要获得高收入只与一件事情有关系，那就是开了多少药物？开了利润多高的药物？医院及医生们俨然都成了卖药为生的人。在这种经济根源下，不出现滥用药物那才是咄咄怪事。

    按照最基本的常识来判断，医生及患者应该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按照“是药三分毒”的药物使用原则，永远都应该是用药越少越好，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哪怕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药。医生们本来应该正视和重视药物的不良反应和用药风险，牢守这一种原则，将那些药物风险和伤害降低至最小。但而今在这种糟糕的补偿机制作用下，这个原则已经被彻底颠覆。药物永远是使用得越多越好，越贵越好。很多医生们已经习惯于干这样一件事情，尽可能给患者开更多的药物。一个感冒发烧，动不动就会给患者开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药丸。也不仅仅只是医生的问题。在这种糟糕体制熏陶出来的观念长年毒害下，很多病人也已经养成了对药物的依赖性，甚至是成瘾性。一些人，如果去看医生，你让他们一粒药物不吃，估计他们很可能会觉得难受与抓狂，的确太不习惯了。一些就医者甚至被惯养出“输液病”，一旦感冒头痛，就要找医生打吊瓶。你不给他们打，有时候还得跟你急，觉得你服务不到位。

    医生尽量不给病人使用药物的代价与后果是，他们可能会令医院陷入经济困境，甚至有可能破产。这就是，为什么当下很多医院会视那些开药厉害的医生为模范标本，却将那些不爱开药不爱钱的医生为“害群之马”？当医院每个人的福利水平都和开药这件事情上直接或间接挂钩起来，医生们那只开处方的笔又岂能不沉重？

    解决这样的难题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承认医生的劳动价值，不以卖药多少来判断医生们的业绩，以及决定他们的收入水平，打造一种“不开一粒药，医生也能富”的制度氛围。惟有当医疗价值不低于实际的劳动力价值，医生们的劳动得到尊重，才有可能在根本上祛除那种通过卖药物来得到经济弥补的行为。

    要实现这一步，让医生们能够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判断，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来获得高收入，关键是在诊疗费上进行改革发力。正如北京协和医院尹佳教授提出的那样，医改应该设计按照医生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的机制，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设计收费标准，包括门诊和病房。在发达国家，复杂的病情和简单的病例都按不同标准收取。医生可以通过诊疗费这一种途径来实现高收入，他们就不再需要依靠“桌子底下的交易”（卖药）来进行经济上的弥补。另一方面，医生违规错误的成本很高，他们就会和药企们划清界线，不敢去轻易犯错以免失去稳定可靠的高收入。

    现在，我们已经沦为了药物的奴隶，跌进了一种名叫“药物经济“的大陷阱，怎么爬也爬不出来。要终止这种荒唐的社会现象，首先就要政府管理者先爬出来，愿意对之做出改变，尽快调整方向。其次，公众对之的观念也必须更新，与时俱进，愿意承认与承担这一种改革的成本，包括新变化带来的短期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