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对于高利贷有个浅显的认识：那是富裕地区的专利，比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能源型区域。富裕地区富人云集，富人手中大量的资金需要寻找增值出路，我把钱贷给你，你给我高利息。而穷乡僻壤的人们大多囊中羞涩，玩不起富人才能玩的游戏。这种认识一次次被媒体有关高利贷的报道所颠覆，相对贫困地区的高利贷其实一点也不逊色。
早先曾略知一点有关江苏泗洪的县情，此乃我国东部最贫困的县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泗洪从安徽划给江苏，这么多年来还是一个省级贫困县。正是这个穷县，高利贷却搞得风生水起。有报道说，网民列出了泗洪县拥有的各类豪车数量，令人咋舌。其下辖的并不富裕的石集乡更是因为突然“闯”进几十甚至上百辆宝马车，被戏称为“宝马乡”。豪车云集，原来都是高利贷在“发力” ，名车背后的“创富”故事，与高利贷联系到一起。由此看来，高利贷的勃兴与地区贫富并无必然关系，这也令我更加明白一个道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钱的地方就有“战争”。
报道称石集乡“疯狂高利贷人人参与”，这难免让人不安。正面的东西“人人参与”往往很难，不过是官方习惯性的号召用语；负面的东西“人人参与”的可能性则大得多，而当它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十有八九就是疯了，离灾难不远了。尤其是高利贷这玩意，最容易产生泡沫，也最容易导致泡沫破灭。泗洪县包括农民、医生、个体工商户、教师等在内的各色人等均参与高利贷活动，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金融乱象，高利贷如野火春风，正从地下燃到地上。
“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来”，高利贷一向被人们咒骂，受害者不单是融资借贷人，还有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泡沐破灭无以兑现的集资放贷人。高利贷的盛行，不但是个人、家庭的梦魇，还是社会的灾难。浙江“吴英非法集资案”，包头“高利贷逼死亿万富豪案”，就是明证。泗洪县一时间豪车云集，不过是部分人暴富之后演绎出的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世间怪相之一景，能热闹多久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财富的创造本来靠时间、知识、技能和自己的努力积累而成，仅凭放高利贷骤富的模式，颠覆了正常的社会创富伦理。财富的得来太快和过于容易，暴富者的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炫富心理滋生，冲动消费蔓延，乃至有人斗富比奢，更有人禁不住声色、赌博诱惑，财富在他们手中犹如过山车，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放高利贷致富这束开放在泗洪县的毒罂粟尽管看上去很艳丽，却满身锯齿，散发着神秘而危险的气息。
在文学影视作品中，高利贷总是处于不义的地位。莎士比亚曾从人道主义角度，对苛刻的放高利贷者夏洛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控诉。杨白劳被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喜儿逃进深山成了白毛女，恶霸地主黄世仁曾引得一片切齿之声。高利贷严重违反社会公平，不仅违反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理论，也违反西方经济学平均利润理论，更违反中国传统道德。据说过去高利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到期还不清，放贷者就会把借贷人的脚筋割断，以示惩罚。如果泗洪的民间高利贷不能实现官方所称的“软着陆”，接下来的景况是可以预设的：逃亡、暴力、官司、仇恨、破产、返贫。
我所忧虑的是，放眼全国城乡，民间高利贷有遍地开花之势。随着金融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银根持续收紧，银行贷款门槛愈益抬高，越“穷”的越贷不到款。银行为了追逐高额贷款利息，甚至把大量资金放给民间高利贷公司等，导致社会正常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自然人融资难度尤为突出。一些中小企业、个人苦于资金周转不灵，迫于无奈，不得不通过各种远高于正常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贷形式筹措资金，却陷入高利贷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当今中国民间之高利贷已不只是一种民间借贷行为，而已形成一个非常行业。高利贷已经不仅仅与黑道有关，不管红道、白道、金道，都能路路通了。且过去放高利是“九出十三归”，高利贷的利息逐日起“钉”（利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而眼下如江苏泗洪，高利贷月息竟高达三角，其利息之高，令人心惊肉跳。“黄世仁”们再世，也一定自叹不如。
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作用，给政权统治带来不稳定因素，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会站在政治和道德高度上把反对高利贷当作保护穷人的手段。在一方面谴责高利贷，另一方面通常又不能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农村信贷可得性的情况下，实际上加大了民间放贷人的放贷风险和成本，带来了高利贷的风险溢价，对高利贷的蔓延不仅没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反而变成了火上浇油。
在屡受打压、利率畸高的背景下，民间借贷仍向农村提供了超过70%资金的现实，本身就是需要金融当局认真反思的。一味强调打击高利贷，可能最终是伤害的是农村发展。就像费孝通《江村经济》描述1936年的苏南农民所说的那样，以前我们至少还有个地方借个钱渡过危机，现在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了。对于民间借贷，通过疏导和规范，让处于灰色地带的金融活动阳光化，千方百计地扩大农民的信贷可得性，应是金融对策的基本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