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日前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三公经费”情况，2011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数较2010年有所增加。其解释是：2011年重要涉水国际会议和重大国际水事活动较多， 2010年有些国际会议和人员培训团组因外方原因，推迟到2011年执行，上年预算也相应结转到下年。（见7月17日中新网）

    在监察部、卫生部等7部门相继公布“三公经费”，让小百姓们欢呼雀跃，以为公开是一粒特效“降压药”，长期以来过高的“三公消费”从此骤降，天下太平。孰料，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子。

    在业已公开的部委2011年“三公消费”预算案中，除了少数如教育部略有减少之外，其中多数稳中有升，如财政部比2010年实际支出增加580多万元、文化部增加296万元、民政部增加21万元，而且在增加理由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比如财政部称，2011年该部要参加的国际会议更多，因公出国(境)费用自然要增加；文化部说，国家博物馆于今年3月正式开馆，国际间馆际交流活动增加，公务接待费用随之增长……百姓哪知官家事，“老爷说的准没错”。

    中央部委公开“三公消费”的表现，无异于大冬天地往公众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公众不禁要问：我们要求政府公开“三公消费”的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听你们解释“三公消费”不降反升的原由吗？如今这样的公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在一些国家行得通的“阳光行政”，到了这边就走了味呢？

    公众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三公消费”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借力公众监督，大力压缩普遍存在的政府部门过高的“三公消费”，降低长期存在行政成本畸高的痼疾，从而促进政府瘦身、转型。当晒“三公消费”账本成为一种“公开秀”，一切便变得毫无意义！既然民意不足畏，公开不公开“三公消费”都要增，那不公开要比公开好一些，至少公众不知情更有利于“维稳”。

    借公开压缩“三公消费”的尴尬，再一次证明，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缺乏基本的自知与自制。公开又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又如何，哪怕民愤滔天，也不能动其一根毫毛。由是可见，监督公权力是一门精深的政治艺术，仅凭某一细节的单兵突进是难以奏效的。除了公开、透明触发的公共舆论监督，还必须有相应的问责、约束机制，以保障公开之后有制度跟进。更进一步，政治设计中必须体现“大象怕老鼠”的理念，当公众可以用手中的选票决定官员去留时，才能真正管住他们。否则，一切都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