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广东潮州古巷和增城新塘相继发生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冲突。这原本是个“杯具”，但可喜的是，广东的官员，敢于直面这个“杯具”，拿出了反思的勇气。而且，在官员反思之后，媒体和民间也没有止步与满足于官员反思的成果，而敢于层层推进，直抵问题的根本，并继而化为制度层面的“社会管理改革”。在我看来，所有的改革，归根结底遵循着一条这样的思路：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助理王卫国的表述，叫做变“刀制”为“水治”。“刀制”者，刚性、坚硬、缺乏弹性，甚至僵化、粗暴，而“水治”者，柔性、柔韧、弹性良好，乃至以柔克刚、水到渠成。如何“水治”，广东的一些改革思路值得参考。

　　比如，如何从“差异化”转变为“均等化”。城乡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差异化，使得外来人员没有归属感，即便被称为“新XX人”(“新广州人”或“新北京人”、“新上海人”)，但依然缺乏一视同仁的环境。广东曾经提过“居民化”，但和户口连在一起，很多配套制度还跟不上，又会产生新问题。面对外来人员的合理质问：“我们不一定要户口，而是需要提供子女入学、社会保险等服务，我们外来人口也是纳税人，但享受不到均等化服务。”广东此番提出，要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广积分入户制度，从制度上打通外来人员融入广东的渠道。只有将“均等化”由浅入深、由窄而广地推进，才能有效彰显人格的平等和尊严，促成深层稳定。

　　还比如，如何从“撑船政府”转变到“掌舵政府”。虽然“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提出很久了，但是惯性依然迫使政府迎风撑船，包揽天下。由于身在一线当运动员，一旦发生社会冲突和矛盾，再变身当裁判员的空间就很小了。政府的定位应是“掌握方向”，而非直接“持竿撑船”。这样，就能赢得主动权，就能提供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也有利于远离“权力寻租”等弊病。用汪洋的话说，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否则，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政府要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但这不等于要求各级政府直接去进行所有的管理，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汪洋强调，在加强社会建设中，放权给社会组织和法定机构，使其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政府则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当好“裁判员”。这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明智选择。

　　再比如，实现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到“依靠群众治天下”的转变。党和政府有一整套“依靠群众打天下”的经验办法，但“打天下”容易“治天下”更难。如何充分运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治天下”，广东反思了长期以来“本地人管外地人”的社会管理基本模式。此模式的先天缺陷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感同身受差异很大，当地人很难设身处地站在外来人员的角度贴心知心地想其所想。所以这次改革的思路是：一方面为外来人口融入城市从制度上设计通道，另一方面，多多吸收优秀外来工以各种方式参与基层民主管理。如何参与，这次的改革思路中，细化到规定必须有外来人员共同参与属地管理，甚至按省籍不同建立相应的党组织，等等。这种通过制度安排的“依靠群众治天下”举措，无疑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创新。对于增强外来人员的归属感和融洽度，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无疑会是有效的。

　　不是所有的“事件”都只有负面价值，只能停留在“杯具”层面，如果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有以民为本的政治自觉，通过解剖“事件”，挖掘蕴藏其中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标本，那才是当政者的正确立场和态度。社会管理的课题非常宽广，政府如何从“控制”向“服务”转变，如何变“刀制”为“水治”，考验我们智慧的命题一个个等在后头。但是，只要我们有紧迫感，只要我们始终牢记胡锦涛总书记提醒的“四个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以切实有效诚心诚意的态度去践行社会的公平正义，群体事件的减少是完全有可能的。 (刘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