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对当前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总体情况的评价中，农民群体的评分最高(6.87分)，国家公务人员的评分最低(6.27分)。“耻”与“廉”被认为是当前社会践行得最差的两个理念。(8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这个调查报告中关于农民群体和国家公务人员群体评分的两极差别，颇具讽刺意味：一是，弱势群体正在成为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榜样，强势群体却成了反面教材；二是，越是践行传统道德的人越过得不好。

    照理说，一个社会的强势群体或精英群体，应该成为这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和引导者，这不仅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也是传统道德文化里固有的内涵。中国古代精英，强调“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受儒家经典的制度化(科考)熏陶，将儒家经典中的道德内化成行为准则，并在社会中担负起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是夯实社会道德基础的中流砥柱。

    这种传统道德与传统政治高度合一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道德并非平行等量发展。强势群体或精英群体其实也处在一种变动迷茫的状态，传统儒家理想难以让他们安身立命。

    当强势群体或精英群体处在飘浮状态，没有自己坚定的道德立场，甚至丧失了自我道德身份的清醒认识，那么，转向功利和犬儒是必然的。功利者利益至上，只相信眼前，看重现实，关注当下，失耻、失廉、失诚、失义、失节等有悖传统道德的事时有发生，也就顺理成章，加剧动摇着人们对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信心。而对于国家公务人员来说，受功利的驱逐，就会想方设法尽快将手中的权力变现，兑换成利益。这份报告说国家公务人员得分最低，虽令人惊讶，但细想并不奇怪。

    从功利的角度去看，农民群体的评分最高，可能并不是说他们内心里真的固守了传统道德，我在农村所见到的道德败坏不比城市少多少，而很有可能，是他们在功利理念下逐利，却缺少很多道德资源来破坏，并不必代表他们不想破坏。比如说他们也想腐败，以此破坏“廉”的道德资源，但是他们手里没有权力，也就没有“廉”的道德资源，他们在结果上表现为践行传统道德，得分反而最高，可是未必真实。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高风亮节者就是吃亏者，道德败坏者吃香，有谁愿意做冤大头呢？

    应该说，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是有一定冲突的。比如市场经济讲求追逐私利，而传统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市场经济讲个人主义，而传统道德强调“无我”、“克己”，市场经济讲竞争，而传统道德强调和为贵……但是这样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甚至是应该“对立统一”的。只不过，这并不是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的对立统一，而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有道德的市场经济，市场需要有道德做保证，这才是符合人本的经济，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符合人本的经济，某些方面也是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所以，建立有道德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命题。

    (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