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悲喜剧中，每个人的表现都貌似有各自情由，且没有什么具体责任。比如“骚乱”的乘客或许只是急于赶路，才厌烦于许兴权耽搁了自己的时间；公交司机也许因为考虑到全体乘客的利益，才劝其下车去打的；售票员嫌“脏”或许为了维护车厢环境卫生；而出租车司机见状，纷纷疾驰而过，则可能是惧于好心却被讹上的“彭宇效应”发生到自己身上……但是，唯独这种找不到肇事主体的不幸，才更像是默契合谋，才更让人徒叹奈何、痛心疾首。那么怪许兴权自己抠门，连老婆生孩子都舍不得打出租车吗？或许，对于一个卑微生存的打工族来说，有事坐公交车，是一种消费“本能”；何况他可能根本当时打不上车，或没意识到孩子的降生是如此的“迫不及待”；那么，归因于许兴权衣衫“寒酸”，让人懒得相助吗？那谁能因此就排斥他，说他不是共和国公民一份子、我们的同胞和父老乡亲？

    这一切的纠结，都源于在经济大潮中社会道德和良知的日渐倾颓。人想致富没错，人利己也没错，但一旦任由这种倾向推到另一个极致，对其津津乐道，甚至用以为自己的冷漠、自私辩护，那这种“人性”的复苏就宛如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从此道义的沦陷、精神的劫难会接踵而至。不要以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必然会导致思想境界的提升，不要笃信“仓廪实而知礼节”会自然而然到来，社会管理者的责任是引导、种植、传播先进价值观，“八荣八耻”点出了一个社会弘扬正气的宏观和最基准的价值取向，但各级部门不应该仅仅将其停留在口号和一阵风似的讨论上，更不要搞成阶段性、强制性活动，而应细化为具体而强力的法规，施行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否则只能被人们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