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增长的潜力决定了工资的增幅。简而言之，就是在工人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形的杠杆，它决定着生产力、工人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工人要提高工资的前提条件是企业的收入增加，但是，这些并不是单纯依靠工人的劳动能够实现的，更需要企业让利加上政府减税。

    其次，企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方式不可取。我们固然不能排除有些企业愿意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企业要想保障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就只能在材料成本和工人工资上做手脚。试想，我们让这样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工资条例》的制定，其行为与与虎谋皮何异？

    行笔至此，笔者联想到今日《贵州商报》的一篇报道，说是8月21日贵阳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2011年服务贵阳市工业园区大型人才招聘暨百名高层次人才引聘洽谈会”上，因为企业开出的待遇普遍偏低，众多的求职者兴趣不大，其中老干妈计划招聘400人，却只有一个人前来报名，应该这是低工资带来的一个冷幽默。

    要知道在物价高企、生活压力倍增的现实环境下，大多数人都想拥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平台，享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但是如果给出的工资待遇过低，即便曾经占据选人优势的企业，也难免会被自己开出的低工资出卖掉。

    所以，面对雷声很响、雨点很小的《工资条例》三年之痒，也许广大工人早已经望眼欲穿，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制度设计的美好上面，或者各方权益的纠结当中，那么老干妈今天所遇到的招聘难题，恐怕就是诸多企业明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