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在香港即便家长想给老师送礼，是有礼无门，担任校长20多年的前屯门小学校长会主席周锦祥说，“涉及到钱的问题，毫无商量的空间！哪怕10元20元，坚决不行！说不好，还会被ICA C（即香港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就笔者的理解，这是香港制度约束的结果，对我们内地来说，要想摆脱教师节变脸“辱师节”的尴尬，惟有制度和法制约束才是理性选择。

    而这种做法并不仅仅是对教师的约束，更是一种保护，也是消除社会怀疑情绪的必然。无论对社会还是教师来说都是有益的。另外，我们要看到，这种约束是建立在教师高收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我们应摆脱对教师的清贫定位，不能仅仅让教师获得诸多虚名，也应让教师的地位得到切实提升——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保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归纳起来，一是要对教师群体进行制度限制，二是不能把个别教师的不良形象放大到整个教师群体身上，三是应着力提升教师的物质和精神地位。惟有如此，才能摆脱教师节变脸“辱师节”的尴尬和陷阱，才能让教师节回归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