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片)

    这次回国，我们夫妻兵分两路。妻子带着女儿先回娘家小住，我则留在北京陪伴父母，最终大家在北京聚合。因此，两人的观感略有不同。其中和旧同学的聚会最有可书之处。

    我们夫妻分别参加了1979年和1981年的高考，在北京和浙江省两地各自的分科（文科类、外语类）中都到了前十名左右，并分别在北大和复旦毕业。我在北京，自然找到了几个北大的同学吃饭。妻子当年是全校唯一一个上复旦的，自然找不到大学同学，却得以和中学同学聚会。这两个分头的聚会，对比相当强烈。

    总的来说，我的大学同学虽然也大多过得不错，但大体感觉还和自己属于一个阶层：有的在大学教书，有的在社科院，有的搞出版，有的在作协。同学中也有下海当了老板的，但数量较少，且都不在座。大家叙叙旧，很感亲切，没有什么震撼的感觉。

    妻子的中学同学则大为不同。当时的聚会，用夸张点的话说，是小半桌老板、小半桌领导。大家的生活水平，已是我等大学教书匠望尘莫及的了。聚会的地点是在一个开发商的私人会所中。那建筑之豪华，妻子在北京也没有见过。而且据说那会所从不对外，有一套厨师和服务人员，专门接待开发商本人的贵客。不用说，做出的菜也是一生中难得享用的山珍海味。

    至于那位开发商，则是当年班上的中等生，上的是当地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后来下海发达起来。妻子说她仅觉得名字有些熟悉而已，见了面也不认识。但是，显然她当年是大家瞩目的明星，这次作为高学历的家庭主妇寒酸地回来，中学的同学们到得很齐。做东的开发商同学，则把自己的豪车和司机交给她，让她看看新绍兴。其他下海的同学，也个个发达。另外还有一批属于“领导阶层”，不是在地方政府里任职，就是当地医院的院长等等，全都春风得意。

    以上这些零星的个人经历，当然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具备任何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中开始自己事业的一代。这些对比，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状况。一般而言，学历高、教育好的人在事业和生活上明显要比同代人成功。这在发达国家，有着充分的统计数据证明。但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个人的教育和事业模式也脱离了常规，使我们这些读书多的人并没有什么优势。从积极的方面说，这表明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下面：政府对社会的垄断被打破了，社会开放了，学而优则仕不那么灵验了。那些靠着高考的“功名”进入国家机构的，比较优势削弱，其事业和成就相对暗淡些。

     相比之下，那些在地方从草根开始往上奋斗的，往往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尤其江浙地区，是中国私有经济发达的核心，成功者就更多。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妻子当年读的是绍兴的顶尖高中。当时虽然没有择校费，使她这种平民家的子弟能够跻身其中，这样的学校在教育上还是有着相当的优势的。读书显然还是非常有用，只是用不着读到那么高而已。从负面来看，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起飞技术含量不高，大学教育有值得反思之处。即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高考的竞争到了残酷的地步，被这套制度选拔出来的最顶尖学生的教育优势也不太明显。

    未来的中国会怎么走？现在的高中、大学里的孩子们，二三十年后聚会将是个什么情景？我们很难预料。不过，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自下而上的草根动力是从来不能缺少的。固然，随着中国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的提高，读大学会越来越成为成功的先决条件。不过，大学毕业生如果都争先恐后进庙堂、抢夺公务员之类的“肥缺”，而不是回到草根、从底层干起，则中国经济的原动力就可能丧失。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