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需要被关注的是受害者的身份：歌厅女。这种身份注定了她们要不顾一切“讨生活”，这为她们被李浩所诱骗、囚禁提供了天然条件。而缘于自身能力与资源缺失，也注定她们的失踪难以为人所知。短期不能被救济，则自然衍生出“斯德哥尔摩效应”：女孩子们后来常常以“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发生争执，甚至称呼李浩为“大哥”或“老公”。

    为一桩性奴案写下结语或许是容易的，不过那些亟需被拯救的悲剧，绝不仅仅是罪与罚的彰显。人性坍塌也有其发生逻辑，如果社会运行秩序不能更好地纠偏，如果底层者不能走出带有风险的生存现实，那么那些小众已经腐烂掉的人性又如何重生？我们需要省思，更需重新塑造社会价值逻辑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