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等部门与全国政协讨论养老工作进展。其中，银监会负责人表示，由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房屋产权70年，“以房养老”难以推行。如果是房价上行期，“以房养老”问题不大，可如果是房价下行期，有可能遇到问题。(9月29日《新京报》)

    “以房养老”，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相关部门意见相左的沉重话题。在民间，“丁克族”欢迎，但老人们反对；在政府部门，民政部将“以房养老”纳入下一阶段工作的引导方向之一，但从银监会表达的意见来看，却不支持“以房养老”，因为存在70年产权和房价下行的双重困扰。

    显而易见，相关部门都是从各自立场看待“以房养老”的。民政部门之所以支持“以房养老”，是因为目前有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35万，中国养老形势异常严峻，成为民政部门头疼的问题。推行“以房养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政部门的压力。

    而银监会不支持“以房养老”，主要是从金融机构利益出发。因为房屋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有的还是40年或50年)，当老人抵押房屋时，土地使用权期限所剩无几，房屋价值不大，金融机构当然不想承担风险。

    在我看来，银监会认为“以房养老”难以推行，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不能去简单质疑银监会。即便银监会支持“以房养老”，恐怕各个商业金融机构也不积极。即使金融系统从上到下支持“以房养老”，老人们是否愿意也是个关键问题，因为很多老人还有“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的传统观念——自己的房产宁愿留给子女，也不愿去抵押。

    而且，在高房价时代，多少老人有房产可供抵押，也值得我们深思。显然，农民住房、小产权房由于没有产权证，难以去抵押；廉租房、公租房的产权都属于政府，更抵押不了。如果老人与子女同住，也不可能去抵押。如此一来，真正适合“以房养老”的人数极其有限。

    基于金融机构不积极、老人不愿意、受惠面不大等等原因，我认为公民房产抵押只能承载少部分人的养老问题，难以承受多数人的养老之重。

    尽管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都有各自的“以房养老”服务体系，但要意识到，国情不同，土地制度不同，人的观念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去效仿其他国家，转嫁政府养老责任。我以为，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商业化养老，即养老保险商业化；要么是公益化养老，即政府承担养老之责。

    毫无疑问，商业化养老是少数高收入者的养老模式，“以房养老”也是一种商业化养老，前提是要有房产。而公益化养老，则是强化政府的社会责任，建立公平的养老金制度，并建设完善的公益化养老设施。让人忧虑的是，中国恰好处于“未富先老”的处境——即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养老工程。

    因此，完全指望“以房养老”或政府养老都不现实，必须多种养老模式并举，让养儿防老(农村地区有一定效果)、“以房养老”、商业养老、政府投资的公益化养老，同时发挥作用。这些养老模式中，我认为公益化养老要成为主流。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可比公益性养老院更奢华，与其让政府大楼奢华，不如多些公益化养老院。

    (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