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要死的。生命从零开始，最后又归结于零。其中，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过程才有点实质意义，也是人类惟一可多少把握一点的内容。英国作家劳伦斯说“(死)是生命的延续。”这种说法不免浪漫。巴尔扎克也强调：“死是一个人的旅行到了终点。”这就很通俗，很形象，表明死是平常的事。
但是，怎样死？为何而死？死的是否值？这就颇有讲究了。我们的祖先司马迁先生曾另辟捷径来看待这一问题：“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句话，显然是用以形容死者的关于死这个终极命题的个人价值的，但从另一角度来理解，也完全可以解释为逝者已逝后，滋生成形于生者的一种生死价值观。生与死，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倘以这样的观念、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某一些阶层人士的死便很难被诠释与归类。现实的悖论是，有一类人的死是以一种极其被动极端的，让生者痛与恨，爱与惜交织的，既没有泰山般沉重，也不至于如鸿毛般轻的看似个案特例，实际上事出必然的边缘化的生命终结现象。
贵州的煤矿工人是这一现实悖论的极好例子。据报载：2003年，贵州省共生产原煤7802、5万吨。百万吨煤的(工人)死亡率同比上年下降29、7%，为12、45人。平均每10万吨煤死亡1人。这一数字比全国平均数4、17%高3倍，为全国之最。(04年2月24日《钱江晚报》)
我从这段冰冷客观的文字中读到几个信息：其一，这则消息显然是从褒扬的角度来表述的，因为“百万吨煤的死亡率已下降”近三成，安全成效不可谓不明显；其二，即如死亡率大幅下降后的03年可推算，贵州一省共死煤矿工人970人；其三，以7802、5万吨总量和百万吨煤死亡率下降29、7%计算，平均每8、03万吨煤就得承载1名工人，而不是原文宣称的每10万吨才死1人；其四，由此上推03年以前，则每6、2万吨煤就会有1名冤死者。
呜呼！我不太清楚6、2万吨煤垒起来是多大的一个山包？能值几个钱？但有一点我很清楚，能承受采煤这一特殊工种之劳累的几乎全是青壮年。就在那一声声瓦斯爆炸，一次次矿陷塌方中，近千条年轻的生命于一瞬间如灰飞烟灭。我还相信，那一条条年轻生命承载的不仅有繁重劳务之苦难，更有其父母妻儿的十分亲情与家庭重负。对于她们来说，死者的分量又哪里逊色于泰山？如果有人指责工人不注意安全似乎还有些许道理，但若责怪他们不珍惜生命就有失公道了，甚至是不人道的。生命诚可贵，一生只有一次，对任何人都很公平。
但如果贫穷是天生铸就的，全力以赴甚而至于搏命而为摆脱这种命运的桎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情可悯！其状可怜啊！
生与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纵观千百年来高论妙篇、真实人世，谈生者多言死者少，苟活者众而送死者寡。连孔圣人都对“死”这个话题讳莫如深：“不知生，焉知死。”区区六个字，我们感受到的是先哲们对“死”这一任何活着的人都无从体察的人生必然结果的敬畏。虽然，我们的民族从来就不乏为信义而死和舍生取义的英雄。人格、道义与理想在任何时候都是衡量生命轻重的秤砣，也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总体的道德判断与价值取向。
只痛惜，并不是任何生命都能呈现出如此厚重的分量的。古往今来，有多少美好的生命遭到践踏，饱受摧残，轻于鸿毛，贱于草芥呢？
———煤啊煤！尤其是贵州煤！因了你对于人世红尘的不可或缺性，我对你肃然起敬；同时，又因了你6万多吨产量即苛求一条鲜活生命的缘故，我真怕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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