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老汉董德贵，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又一次搬离了住了37年的老宅。财神庙山顶，丹江口市蔡湾村移民安置点，儿子董贤军的“乔迁喜宴”，正等待他的到来。53年，他2次移民，3次搬家。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从1958年开始，董德贵从山脚的丹江边搬到山腰，再从山腰搬到了山顶。“国家需要，我们只有服从。”老汉露出憨厚的笑容。(12月21日《武汉晚报》）

    “国家需要”，一个多么崇高、神圣和感人的词汇。尤其从一个憨厚老农的嘴里发出，就更令人感动。确实，从保证国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而言，“国家需要”就是至高无上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需要”之下，国民的个体需要、个体利益只能被白白牺牲。事实上，就是在国力弱小的1950年代，在实施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时，国家也对搬迁户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尽管数额很低。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国家需要”的背后，“国民利益”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毫无疑问，国家是由国民构成的。国民对“国家需要”的让步，固然应该受到鼓励和表彰。，但是这种鼓励和表彰不应该将“国民利益”被动化。换言之，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任何一个国民，都应该拥有主张自身利益的权利。但是从新闻中，我们看不出，65岁的董德贵老汉在三次搬迁中为自己主张过什么利益，更不知道，他以及其他移民有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发言权。所看到的，只是他无条件的服从政府安排。这到底是喜还是忧呢？站在政府管理的角度，可能是喜；站在国民素质的角度，就令人堪忧了。因为，顺民绝对算不上高素质的国民。要知道，国与国的竞争，其实就是国民与国民的竞争，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的竞争结果。

    “国家需要，我们只有服从。”这话当然不错。我想，一定会有很多的政府官员，也是非常喜欢这一句话的。但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应该刻意凸显国民的服从意识。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国家需要”与“个体需要”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国民的“公民意识”也正在逐渐苏醒。应该说，强大而浓厚的“公民意识”，才是强国之本，固国之道。

    就政府而言，不但应该主动认识到维护国民个体利益的必要性，更应该主动维护国民为主张自身利益而申辩、博弈的权利。因为，只有经过充分的利益博弈，才能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因此，在有关董德贵“国家需要，我们只有服从”这个模范典型的背后，媒体不妨触及一下移民们的其它诉求，让公众对事情的全貌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我想，这对于推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推动法制社会的建设，一定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