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南勇等亮相央视 面容憔悴显格外苍老
备受关注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系列案庭审第一阶段于上周在辽宁铁岭、丹东结束。尽管谢亚龙、南勇等“大鱼”尚未过堂，但仅从首审来看，“战果”颇丰：涉案金额已经超千万元，涉及球队已达到了20余支，由此引出的涉案人员以及其他各种关系更是“层峦叠嶂”，从前足协官员、俱乐部、球员、裁判，又逐渐“蚕食”到现任足协高官、地方体育局、地方足管中心、前国家队主帅乃至女足等方面。中国足球这潭黑水之深不可测，超乎人们的想象。
竞技体育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其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规则和竞赛过程，这也是它吸引无数世人为之疯狂的魅力所在。然而有一种足球叫中国足球，因其与官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为成竞技体育的怪胎。但体育毕竟是体育，发生在这个领域的一切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对而言更容易浮出水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过足坛反腐败系列案暴露出的蛛丝马迹来剖析官场的腐败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样本价值。
这两天坊间讨论得最热烈的，莫过于前足协高官谢亚龙在看守所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
一个收钱收到手发软的官员，一个几乎记不清自己收受过多少次贿赂的官员，居然否认自己是贪官，这的确很挑战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然而，谢亚龙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相当诚恳，俨然发自肺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是贪官在无理狡辩，或者是对法律的无知。
和谢亚龙一样，几乎所有涉案官员在为自己的受贿行为辩解时，都称在足球圈里“送钱”和“收钱”是一种人情往来，是为了联络感情。一些俱乐部在给足协官员送钱的时候，提出的要求看上去相当合理：“希望裁判公正判罚，别出问题。”而这些官员收了钱之后，也几乎不做任何承诺。比赛结束后往往有俱乐部送上“感谢费”，这样的钱足协官员们更是收得心安理得。因为大多数受贿行为是“收钱不办事”，所以这些官员并不认为自己在搞权钱交易。谢亚龙认为自己不是贪官，理由正在于此。
但这些涉案官员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自己身居要职，人家就不会送钱，而所有送钱的俱乐部都是有所图谋的，“但一般都不说具体请托，就是联络感情”(原足协官员南勇语)。这就很有意思，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环节，其一是，送钱者肯定是冲着官员手中的权力而来，这是傻子都看得出来的道道儿;其二是，这些给官员送钱的俱乐部究竟有何图谋?因为几乎所有的俱乐部都在送钱，故而不能说所有人都想谋取非法利益，官员也不具备让所有球队都成为赢家的能量。我认为只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关节，才算是抓住了足坛反腐(亦可推广至一切领域的反腐)的要害。
明代张居正在其《张太岳集》中讲了一个故事：军队将校报军功时都要贿赂兵部的一个小吏，因为这名小吏负责向上司报送文书，只消在报告的关键处更改一字，就直接关系到军官们的升迁罢黜。久而久之，给这名小吏送钱便成为所有军官奉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这小吏，一定要贿赂他，并不是指望从他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祸害自己。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将这种相当暧昧的官场潜规则称之为“合法伤害”——“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是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足协官员手中握有高悬于所有俱乐部头顶的“合法伤害权”，这才是他们不“办事”也可以大肆收钱的利器。在这把利器的震慑下，中国足坛便有了一种叫“花钱买公平”的潜规则(原足协官员张建强语)，即送了钱不一定有好处，但不送钱肯定要吃亏。如此一来，原本合理合法的诉求，就不得不通过非法手段去谋取。久而久之，中国足坛便成了一个披着人情的面纱、实则靠金钱和权力维系的酱缸，从官员到球队、裁判、球员，无人可以置身其外，且人人不觉其臭。其实何止是足坛，揆诸我们身边的种种“人情往来”，从官场上的卖官鬻爵，到动手术给医生送红包，再到教师节给老师送礼，这样的酱缸文化无所不在。
“合法伤害”对于社会公平正义所造成的巨大而隐性的危害，因其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要远大于“收钱办事”这种显性腐败。而由于沿袭数千年的酱缸文化的惯性使然，我们的法律对于“收钱不办事”这种隐性腐败向来比较“怀柔”，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该罪名的构成要件，以至于“收钱不办事”算不算受贿成为一个司法界有争议的问题，足见我们离“腐败零容忍”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这，正是一些贪官即便身陷囹圄，都未能意识到自己是个贪官的原因。
谢亚龙说：“基本上俱乐部都是以感谢的名义，实际上我都没有具体办过什么事……包括亚泰夺冠，也是转年给了我三万块钱的卡。这些属于什么，就让法律来审判吧。”你能说这样的官员不懂法吗?现在，法律该告诉谢亚龙，以及所有迷恋“合法伤害权”的官员，“三万块钱的卡”属于什么。 (傩送)
相关热读:年华易逝！ 2011足坛退役众星
中国足坛“反赌打黑”人数最多审判开庭
足坛反赌扫黑案开审 中国足球十年倒退事出有因
足坛审判张建强受贿238万 谢亚龙助鲁能夺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