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在该校校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媒体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表示不能接受。在这封题为《实话实说———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信中，章开沅详细考证了辛亥革命研究史，说明自己并非是第一位辛亥革命研究者。“辛亥革命研究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步，1912年以后就有许多辛亥革命的论著出版。其中如邹鲁、陆丹林等前辈，堪称辛亥革命研究的先行者……”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章开沅先生解释：“我历来反对溢美，摒弃夸张，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我不幸也被‘第一’，这个称号距离事实太远，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是承认，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话。”
章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媒体上一片热闹，赞美之辞比比皆是。
2007年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病榻杂记》上市，在书中，季羡林先生坚持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当时也是赞颂如云，我百度了一下，报道、表扬季羡林辞衔的辞条居然有12万1千个。
我当然非常敬重章开沅、季羡林先生的为人，他们坚决拒绝自己认为不该得的名誉，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只是我对某些媒体的过分炒作深深不安。在我看来，章开沅先生自证不是辛亥革命第一人，有充分的说服力，老人的原意不过是借此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季羡林先生是不是“学界泰斗”和“国宝”，我不知道，但说季先生是“国学大师”未免有些勉强。国学者，中国学问也，而季先生一生主要研究印度古代语言、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和东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着力并非特别多，与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吴宓等人的学术方向大不一样，国学不是人家的主要方向，这大师从何谈起？
某些媒体对知名人士坚守底线的行为大加溢美，是有原因的。其一，社会对个人道德要求非常低。官员不收钱，本是最基本的操守，如今却要人歌功颂德；公民不乱丢果皮纸屑，不过是起码公德，当下却被看成是“文明”“高尚”。这种对道德的低要求，也必然反映到对一些知名人士的评价中。第二，也是最主要的，社会上充满了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朋友所在单位领导是一个专科生，留校后先是做团委干事，然后当团委副书记、书记，后来做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长、副校长，最后成为单位一把手，此人行政职务每升一级，头上的帽子必定增加几个，什么教授啦、博士啦、硕导啦、道德标兵啦，最搞笑的是连关制钧等骗子设立的、纯以骗钱为目的的“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头衔，他都不忘弄一个戴着。除了头衔做假，学术抄袭更是触目皆是，学生抄，教师抄，校长抄，院士抄。在如此世风下，国人对主动辞掉虚名的人自然刮目相看。
私心里总喜欢有一天大家都能对坚守底线之举“视而不见”，我所谓的“视而不见”，不是不去提倡，而是不要大肆炒作，免得让人觉得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止于此。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将坚守底线视为如何了不起的行为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有足够的能力惩处甚至彻底制止违反底线之举的时候，说不定那些原本道德不怎么纯粹的人也可以变成真诚、自爱的季羡林和章开沅。（作者：游宇明）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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