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研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上纵谈“三公”经费，他说： “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更加合理化，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关于配车的范围，他说不能以级别为标准的，比如县长是处级干部，原则上不能配车，但是也不能让县长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开会、检查和应急。（见2月7日人民网）
两年多前，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时，逯军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把人雷得外焦里嫩，“替谁说话”一时也成为网络热词。同样，对“‘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的结论，公众也同样也拷问刘副所长：你在“替谁说话”？
站在公众的角度，毫无疑问，“三公”经费当然是越少越好。天上不会掉钱下来，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纳税人嘴中抠出来的，公众当然希望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三公消费”越少越好。然而，时下的“三公消费”正好背离公众这种的意愿，因此民怨极大，这从每一起“三公消费”典型事件引起的舆情反弹足以窥见；站在“三公消费”受益者的角度，“三公经费”当然是越多越好，自己吃喝玩乐用不完，还可以惠及情人、家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其惬意！至此，刘副所长替谁说话已相当明显。
政府要运转，“三公经费”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多少为合适，有一个度的问题。至于何为度，我不想过空论，只想举两个例子说明：一是港府去年公布政府公务开支，4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万港元。其中被外界津津乐道的一个佳话是：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时，仅花费420元！另一个例子是，媒体曾曝光，广州海事法院出国考察，人均花费8万、江西新余团11人花费人民币35万元，浙江温州团23人花费人民币65万元……相形之下，谁合度、谁不合度，昭然若揭。
若按照“县长不能骑自行车去开会、检查、应急”的逻辑，曾荫权到广州才花420元钱则完全是“不可理喻”、“不能接受”，甚至“大逆不道”。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三公经费”不是太少，而是太高，高居世界前列，高到民怨沸腾，高到民生凋敝的田地。在“三公消费”居高不下、几近失控的语境下，提“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不是哗众取宠，便是居心不良。
其实，政府也知道，目前中国的“三公消费”并不合理，需要大力整治、严加控制，中央政府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并不断出台办法，但效果并不如人意。治理“三公消费”，难在何在？难就难在“三公消费”已相沿成习，成为官员的一种潜在的福利，任何触到既得利益的改革，都不可避免遭到抵御，而使得中央的努力化为乌有。他们甚至还有利益代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的论调，就有代言之嫌。（练洪洋）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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