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利宁
近日，由广州警方起草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规定称：对无主的拾获财物，可在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的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获人。(据2月14日《北京晨报》报道)《规定》一出台，便引发热议。有人认为通过物质奖励来引导人们拾金不昧，作用不会太大，因为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对于那些不愿上缴拾遗物品者缺乏吸引力。更有网友认为，“拾金不昧奖”的设置非常荒唐，因为其会让“不昧”变味，是对高尚道德行为的羞辱。
在笔者看来，“拾金不昧”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种外在表现，属于私德的范畴。而“拾金不昧奖”则是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是对良好道德行为的引导与激励。二者尽管分属不同的范畴，但并不冲突。
拾获遗失物品如何处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如数交公，或千方百计地寻找失主；私心较重的人一般会不假思索地据为己有；介于二者间的“普通人”拾获遗失物品后，内心深处的私欲与公义往往会进行激烈的博弈，会犹豫、会纠结。必要的奖励、良好的氛围会让更多的普通人向高尚靠拢；反之，则会使人们离良好的道德行为越来越远。
关于这一点，有两则历史故事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一则是“子贡赎人”：子贡从外地赎出了一名鲁国的奴隶，却拒绝了鲁国给予的补偿，孔子因此责备他，认为这样做虽然显示了自己的高尚，却有可能让其他人不愿、不敢继续赎买奴隶。另一则是“子路受牛”：子路救起了一名落水者，并接受了落水者赠送的牛，孔子因此赞赏子路，称这样做会促使救人者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对于道德建设而言，个人的道德心固然不可或缺，但必要的精神甚至物质方面的激励有时也很重要。
从这个角度讲，此次广州“拾金不昧奖”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对“拾金不昧”者个人的物质奖励，不如说是对多数“普通人”的道德引导，其目的在于引导、激励更多的人投入到拾金不昧的行列。在这里，笔者希望社会舆论能给“拾金不昧奖”以正面的解读，也希望每一位受助者都能以适当方式向施助者表示感谢，更希望善行义举者能够做坦然“受牛”的子路。如此会有助于在全社会更好地营造出“崇德”的氛围，树立起“尚义”的导向。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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