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现在对贪污处罚较轻，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违反了基本的人性。”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说。（3月13日《新京报》）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这道理人所共知。当前腐败为啥这么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量的贪污腐败行为没有发现、没有处理，从而让一些官员觉得人家都贪污腐败，自己不贪污腐败就吃亏了；二是对被抓住的贪官处理得不到位，对贪污的处罚太轻，从而助长了这种坏的社会风气。现在一些人从死刑变死缓，死缓变无期，无期再变有期，处罚很不到位，这是最为关键的原因。正因如此，赵润田才有“贪污50万就处死刑”之说。
“贪污50万就处死刑”与我国提倡的“少杀、慎杀”的法律精神有冲突，但是在腐败猖獗的当下，按照“乱世需用重典”的理论，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有让贪官付出他付不起的代价，贪官才不敢随意伸手、胡乱伸手。
然而，目前，发现贪官大多靠民间举报甚至“情妇反腐”，党内监督、人大和政协监督以及法律监督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发现贪官成为第一道难关；在处罚的问题上，现在常常处罚受贿者，而行贿者受到处罚的少而又少，从某种角度说，行贿者更为可恶，这是比枪林弹雨更加具有威慑力的弹衣炮弹呀，在中国这么一个人情大国，只要行贿者存在，受贿者肯定无法抗拒；在执行的问题上，如果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把尺子量到底，因为地位高、官职大、贡献多就对某些贪官网开一面，那么谁贪污了面对死刑时都会找出若干条免死的理由，而一旦这个口子一开，贪污50万以上者估计谁都不能处死刑了。由于面临发现难、处罚难、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贪污50万就处死刑”简直有点“痴人说梦”。
但是，转念一想，“贪污50万就处死刑”虽然非常残酷，但法律只管不守法的人，再严厉的法律对遵纪守法之人都是不管用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实施“贪污50万就处死刑”却大有必要。1940年，毛泽东曾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十分自豪地说延安“十没有”，第一条就是没有“贪官污吏”。为啥没有“贪官污吏”呢，一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同时也跟严明法纪密不可分。其实，延安也曾出过个别贪官，但被揭发出来后就立即严肃惩处，或撤职或法办甚至处以极刑。正因法纪严明，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才没有市场，延安才有了“十没有”的局面。
当然，中国肯定不可能实施“贪污50万就处死刑”这样严厉的法律，而对反腐倡廉最有现实意义的应该是：如何发现贪官，让贪官一受贿就被抓，一抓就被严惩，从而不敢受贿，这才是最重要而且最应该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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