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全国政府机关饮酒量总和是每年喝一个“西湖”。就此问题，他提出了“关于推进公务用餐和公务住宿改革的建议”，希望我国能取消领导干部直接报销权。(3月12日京华时报）
叶青代表就此提出的“企业报销制”，就有了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如实行“企业报销制”后，各级行政单位领导干部只能自己进行消费活动行为，然后签单，而不能再染指支付报销行为，也就无法再拿着亲属、朋友的餐饮、打车费等票据去报销了。
“企业报销制”不排除是一个值得探索和推行的举措。但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可能有效果也有着“顶层设计”功能的改革，不能完全脱离公务消费现实。以公款喝酒为例，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和官员热衷喝公款酒的原因一般有二，不排除一些官员已经将“喝酒”当成了工作的一部分，“酒是工作酒”、“醉的是公家事”，已经让部分官员上瘾；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酒企与地方经济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今年两会上，众多代表委员将“矛头”对准了公务酒中的“先锋”——茅台酒，以“禁喝”建议之。但贵州省部分官员却为“茅台”喊冤叫屈，不排除有理性看待三公消费的因素，但更不能排除以“茅台”为代表的公款喜欢消费的酒的背后，有着地方经济利益的影子。2011年，茅台酒产量增加了40%，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元，利税180多亿元，上交税费94多亿元，在贵州财政收入中占7%强。充实的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的也是数以百万计人的“就业”问题，更关系地方政绩和官员官帽。让酒企所在的地方政府机关主动杜绝“公款喝酒”，无疑是让官员“割肉”。
酒企尤其是国企中的酒企，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纠葛可不是一般的浅。日前媒体披露的茅台酒的生产车间与窖藏的库房都有编号，哪些编号对应哪些机构都是有详细规定的，比如说供应省部级、军队以及更高级的用酒，都出自不同编号的车间与酒窖，其中的奥秘在酒瓶上的那条红飘带的标号当中。足以证明酒企与政府的“关系”。2009年，湖北省汉川市下发红头文件，给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本地酒“小糊涂仙”的任务，可见在酒的销路好坏上，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一样无法不“上心”。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如果不剥离酒企与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再美好的制度也会被人钻空子。
单纯属于个别官员个人的“酒瘾”，想戒掉还好些。但一旦一些地方已经将“酒企”的发展当成地方经济的重要一部分的时候，如何让他们戒得掉？一年喝一个“西湖”的酒，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拉动经济”的“瘾”所造成的，这是最让官员“爱恨有加”的“酒瘾”！也是天天喝、年年喝，乐此不疲的“根”。 （毕晓哲）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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